作者：苗蛮子
近来，关于“反腐败会影响社会稳定”之类的沉渣再次泛起。浙江慈溪市纪委常委杨智峰说，推行官员财产的彻底公示，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的问题，他承认目前收入差距较大，会顾虑官员财产网上彻底公示后，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
在当前贫富分化、官员贪腐程度已超出我们想象的背景下，推行官员财产彻底公示，部分民众或许有情绪，但要说所谓“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则不仅危言耸听，也混淆视听。
真正彻底公示官员财产，尤其是揪出贪腐官员，相信民众会拍手称快，而非沮丧、悲观。其中可能夹杂着对“硕鼠”们的愤怒之情，但其心理基础是畅快的，而非仇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暴力倾向。可见，官员财产公布之于民众，所产生的是一种正面效应：在让民众积怨得以疏泄的同时，也有助于防止群众中腐败流言的产生以及扩散，达到流言止于公布的效果。相反，不公布官员财产，而导致民怨久积而得不到有效疏泄，才是可怕的事情。
如果说官员财产公示会带来不稳定，那么不稳定的对象只能是官僚集团尤其是贪腐分子，而非社会大众。原因不难理解：其一，财产公示后，不仅压缩了官员享受腐败的空间，而且也使官员的贪腐行为更容易暴露，让某些官员惶惶不可终日，影响官场稳定。其二，基于中国官员腐败面比较大，“被查处贪官95％有情妇”的政治现实，如果彻底、大面积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可能会导致“集体沦陷”，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而难以继续运转。
但问题是：彻底推行官员财产公示，会导致官员系统难以运转吗?显然，如果当腐败官员一旦被查处之后，至少被清除出“革命队伍”(当然还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答案则是否定的。原因其实也简单：贪官被查处后所造成的“人才缺口”，无需我们费神，单是每年所招的成千上万公务员就完全可以弥补。另外，有的人可能认为，国家好不容易培养一名“干部”，一些“神通广大”的领导干部被“腐败”掉了，会导致群龙无首，工作上“难以运转”。这其实也不是问题，官场工作中的那点溴事，其实不需要多大“能力”的，一些领导的倒下，正为后来者创造机会。
由上可见，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仅不会引发社会反弹，而恰恰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黏合剂。它的作用大体有三：一是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疏导了群众的情绪，防止群众腐败流言的产生以及扩散；二是维护了政府的形象和声誉，以及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使社会风气得到良好地纠正；三是不仅对未被查出的官员还是新入职的公务员，都是一种有力的约束；另外，如果对腐败官员动辄开除并追究刑事责任，加大官员腐败的风险成本，既能有效挤出腐败的“存量”，还可意外地成为官员系统的一种反向激励机制。
有必要再次重申，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既不是技术上的问题，也不是立法的问题，更不是共识问题——尽管遭遇一些现实障碍，但财产申报公开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未来制度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凡出于公心，恐怕没人会否认这项“阳光法案”。可见，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决策层的政治决心和勇气。我们不能因为腐败官员人数较多，牵涉面广，就惧怕改革，将官员财产公示拒之门外，更不能将希望寄托在那些“神通广大”的腐败官员身上。
说到底，一些官员罔顾民意，悖逆时代潮流，无视财产公开制度，而祭出“维稳大旗”，其意图不外乎有二：一是拿“社会不稳定”这种几近虚拟的民意为借口，来维护现有制度的表面稳定，遮掩见不得阳光的小圈子利益；二是一些政客故意制造的悲观主义情绪，进而利用人们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强化某些政治权力。
社会学家孙金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权力集团所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是十分有害的。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因此，无论是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还是破除执政者的这种思维定势，都确确实实需要执政者的勇气。而这种勇气不需要诸如“稳定压倒一切”、“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牵涉面很广，操作起来复杂”等等口实来搪塞。否则，长久地搪塞下去，那才很有可能会引发社会大动荡。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对于中国官员财产公开的范围，无论是坊间还是体制内的支持者，谈论更多的是官员的存款、薪水和房产等显性收入。然而基于中国庞大且复杂的财政体系，中国官员在显性的工资收入之外，还有其他隐性待遇和灰色收入，而且较之前者，后者更为丰厚，乃至构成官员收入的大头。
因此，要真正推行中国官员财产彻底公示，更需要改变现行的公共财政制度，尤其是涉及到官员待遇的财政制度。这于权力本身来说，才算是刮骨疗伤的救治。而目前公布官员的显性收入，还仅仅是手术的其中一个环节。然而即便在这一环节，手术还没真正开始，我们便听到“病人”喊疼了，由此可见权力是何其地虚弱不堪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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