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三，系列之一、之二請見本刊第38、39期）
在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和硏究中，最重要、最困難的問題莫過於「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對這個問題的任何解答都避免不了不確定性和冒險性，因為這涉及到毛澤東的真實動機，由於毛對此秘而不宣，所有的猜測都缺乏證據，如果想從毛本人和毛派宣傳機器的闡述中得出結論，那麽一定存在上當受騙的可能性。
我們只能根據一些重要事實、與文革相關的歷史、社會條件，以及毛澤東的一貫做法和思路進行分析和推斷。
對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這個問題，回答大致有三種。
一種認為文革起源於毛澤東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官僚的路線和政策分歧。毛不能聽任修正主義者把中國帶向背離革命初衷的資本主義，决心發動文革打倒這些人，撥正革命的航向。與此類似的解釋包括出於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和繼續革命的决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說法，認為由於修正主義的根子在人們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爾（Victor C. Funnell）認為文革產生的原因是毛澤東極為敵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明顯的社會分化，毛擔心如果聽任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差別愈來愈大，最後黨就會失去和群眾聯繫。
第二種則從權力鬥爭的角度來分析文革的起因。西蒙·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與文化革命》中認為：
「『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稱，毫無革命可言，除了當初計謀上的藉口，毫無文化可言，這是高層一小撮人之間在虛構的群眾運動的煙幕之後進行的權力鬥爭。毛大權旁落，正是為了重新獲得權力，他發動了文革。」
持類似觀點的格爾曼（Harry Gelman）說，毛澤東發現黨內從上到下都對他不忠實，因此決定清洗。他還要通過運動來製造一種嚴峻氣氛，使黨內决不存在反對派，大家都對他頂禮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後，黨也要可靠地實施他的革命藍圖。
較多的人持第三種解釋，認為意識形態、政策分歧與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兩位杜特（Garg Dutt & V.P. Dutt）所著的《中國的文革》指出，文革中發生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當國家面臨緊迫問題時，領導人之間對於採取什麽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發展為尖銳而不可調和，因為這常常和個人尊嚴與權力密切相關。如果領導人意志堅强、固執己見，或者以自我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麽上層領導就會分裂。中國人熟知的文革硏究者麥克·法夸爾（Mac Farquhar）的觀點也屬於這一類。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詳盡分析了自 1956年之後，特別是大躍進失敗之後中共最高層的政策分歧，說明這種分歧不可避免要導致權力鬥爭。
我的看法與第三種解釋相近。雖然中共七大後，毛澤東和劉少奇成了政治上的搭檔，劉被確立為毛的助手和接班人，但在剛奪得政權後兩人就發生了分歧。劉要鞏固和發展新民主主義，毛則毀棄公開宣布過的政治綱領，急於過渡到社會主義改造。毛對劉非常不滿，早早就產生了換馬的念頭，只不過高崗把毛交付的事情辦壞了，劉才繼續在位。而劉少奇收拾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留下 的爛攤子相當成功，毛感到憂慮和大權旁落，並懷疑劉在他死後（甚至生前）要對他作赫魯曉夫反斯大林那樣的報告，毛發動文革來將劉鏟除。
這個觀點在趙家梁（高崗的秘書和高崗管教工作組組長）所著《高崗在北京》一書中得到證實。趙說：「早在建國初期，毛澤東與劉少奇關於建國方略的意見分歧日深，因而產生不滿，並開始考慮新的助手和接班人。」該書還披露說，毛讓高崗親自去查閱東北的敵偽檔案，了解 20年代劉少奇被捕後的表現。文革中加給劉少奇的罪名是「叛徒、內奸、工賊」，而材料的搜集和準備在 10多年前就已開始，毛的深謀遠慮真是了不得。
毛把劉視為黨內高層中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說來話長。
斯大林死後，毛認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頭號領袖的交椅該輪到他來坐了。從個人經歷、威望，在本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等方面看，毛比起蘇聯新領袖赫魯曉夫的確不在話下，唯一的問題是比經濟實力，中國遠不如蘇聯。於是毛發動了大躍進，表面上是要趕超英國，實際上是要在經濟上與蘇聯並駕齊驅。大躍進以慘敗告終，彭德懷提出意見被毛當成是向自己的地位和權威挑戰，就像赫魯曉夫挑戰斯大林的權威一樣。1962年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的務實路線得到黨內多數認可，這時彭德懷寫長信請求審查自己的問題。劉少奇說了一些對彭德懷有利的話，毛於是把劉少奇也當成赫魯曉夫，認定他要為彭德懷翻案。毛發動文革，就是要先發制人，除掉有可能清算自己錯誤的所謂「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
以上觀點，早在 1967年由弗朗茨·邁克爾（Franz Michael）在其硏究文革的「權力之爭」一文中提出。前《人民日報》副主編，一度深得毛澤東欣賞的王若水在 1996年為紀念文革發動 30周年而發表的「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文章中，也作了相同的表述。
以上解釋了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的主觀動機，但還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麽毛不採用慣常的黨內鬥爭的方法，宣布劉少奇是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或修正主義、機會主義頭子，撤銷他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呢？
毛之所以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不通過慣常的黨內鬥爭方式和組織手段剝奪劉的權力，是因為他在組織上未見得佔優勢。由於毛發動的大躍進遭到慘敗，劉少奇等人的經濟調整方針大見成效，劉和其同僚在黨組織中的權力愈來愈大，毛不能通過諸如政治局會議，中央全會和黨代會把劉幹掉。這也是自 1956年中共八大後，毛遲遲不召開九大的原因（按照黨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應 5年一次）。相反，劉正是利用正常的組織手段和運作程式逐漸侵蝕毛的權力。
仔細分析一下毛、劉之間的交鋒，可以發現，毛依仗他在歷史上形成的權威，當與劉發生分歧和鬥爭時，在正式場合下佔上風是不難的。但劉也有對應之計，他退避三舍，表面認輸，在路線和方針上屈服而盡力維護自己的地位和隊伍，然後重振旗鼓、捲土重來。劉可以輕易地、違心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可以降職，但有東山再起的可能。在中共黨內鬥爭中，什麽「甄別」、「糾偏」、「平反」之類的事屢見不鮮，而毛利用組織手段整劉，充其量以撤職了事，他若要將劉「鬥倒鬥臭」，徹底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只能採取另外的方式。
黨內鬥爭的經驗還表明，通過上層鬥爭，毛只能清洗個別政治對手，而不能刷掉一大批人。當毛發動文革時，他年事已高，不會有太多的時間清洗劉少奇大大小小的餘黨，自上而下的奪權對他是太費時間了。正如他在1967年2月3日對阿爾巴尼亞的來訪者卡博和巴廬庫所說的那樣，他以前只是解决個別問題，個別人，這不解决根本問題，文革是他找到的一種新方式，自下而上地進行公開、全面的鬥爭。也正如伯雷漢所斷言的：「毛對於從上而下地對黨作清洗的結果不滿意，他鍛造了新的武器——紅衛兵，以進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從個人氣質和革命鬥爭經驗方面看，毛比劉更喜好和善於利用大規模群眾鬥爭這種形式，他是「個人魅力型」領袖。毛天性討厭官僚體制，反對秩序，喜歡打破常規的無序狀况。他最喜歡用來刻劃自己性格的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善於製造天下大亂，在混亂中駕馭群眾，利用局勢。毛雖然因退居二線而在組織方面佔下風，但由於歷史原因，由於自 50年代後期起黨內愈來愈厲害的個人崇拜風氣和家長制傾向，毛的個人份量是劉遠遠不及的。毛在不能透過黨的官僚體制貫徹意志時，可以直接訴諸於群眾，利用計謀獲得人民的廣泛、狂熱支持。在群眾運動中，他輕鬆自如、左右逢源，而劉像個力不從心的救火隊員，最後引火焚身。在徹底拋棄了黨章國法，砸爛各級黨組織後，劉像晾在岸上的魚，任毛擺佈。
劉少奇的最終結局不僅是失去權力、被剝奪職位，而且是被整死，這才是徹底除掉了毛澤東的心腹大患。常規的黨內鬥爭做不到這一點，只有在混亂的運動狀態中才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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