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新闻界的第一个事件，自然是1月初我所供职的《南方周末》报社经历的事件（过一段时间，我也许会好好写一写这件事）。第二个事件，当属《人物》杂志2月号的报道《厉害女士》所引发的讨论。
最近三四天内，不少新闻从业者及众多各行各业的网民在微博上进行了密集的讨论，《人物》杂志亦出具了三份声明，展示了一些证据，也表达了编辑部的态度。虽然该杂志以“网络争议陷入情绪化、泛道德化的气氛”为由，决定不再作出回应，令外界无法得知该稿件在生产过程中的更多内部信息，但报道本身的相关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较为全面和清晰的讨论。
从稿件本身的几千个汉字，到操刀的记者，到责任编辑和主编，再到一家杂志社，乃至整个新闻行业中的一些普遍现象，都在此事件中被公众拎到了放大镜之下。
类似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时候，读者是被动的接受者，即便对一则报道不以为然，也不会花时间去研究和批评。但近年来，这种现象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去年，我所供职的《南方周末》有几篇报道获得了差不多的待遇，比如对方、韩二人的报道，对吴法天的报道。《智族GQ》对优酷土豆合并的报道《诗人与银行家的对决》亦引发了不少讨论。自然，这些讨论的核心参与者还是业内人，但其覆盖的半径已经非常大。
若论这些讨论的质量，整体上看不必给予过高的期待和评价。情绪化的评论乃至粗俗的人身攻击大量存在，这恐怕也是《人物》杂志所谓“情绪化、泛道德化”之所指。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各种评论当中，有不少理性、中肯的言论。火药味十足的辩论中，也并不全然是骂娘和诅咒，时而会闪现出颇为精彩的观点交锋（例如对某些语句和段落的技术分析，再如是否能够质疑袁厉害，是否应该要求袁厉害提供明晰的账目）。对于新闻界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业务讨论契机，因为这篇稿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相当多新闻作品的共同特质和倾向；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也是一次讨论私人慈善行为边界问题的机会。
在我看来，新闻界应该乐见这种针对具体新闻作品的讨论和批评。以前我们要么只能接受来自某个中央部门的“阅评”，要么对来自公众的那些大而化之的泛泛批评感到厌倦（诸如“南方系都是汉奸西奴”等等），现在有了具体的讨论对象，有了实实在在的真问题，这是多么难得的进步。
在这种讨论当中，公众和媒体能够一起得到成长。这一次，有很多人陷入“情绪化、泛道德化”；下一次，情况就可能会好一些，大家都没有学过公共讨论，只能在实践中提高。这一次，很多人对媒体的态度表现得很极端，要么绝对支持，要么一概不信；下一次，大家的媒介素养可能就会提高不少，对报道的阅读和批判能力也会增强。同样，这一次，《人物》杂志的回应方式令许多人感到不满；下一次，媒体的应对就可能更成熟和诚恳些。
有不少人提出，微博不是进行这种讨论的好地方。这一点不假，但如果没有微博，这样的讨论或许也很难发生。不在微博讨论，那去哪里讨论呢？这个问题其实提醒我们：中国的新闻界缺乏一个进行严肃业务讨论的平台。这是一个遗憾，也意味着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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