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擅长使用巧妙的比喻：辛辣，有时很粗俗，通常都令人难以预料。相较于把女人的乳房比喻成“成熟的芒果”几乎已经成了俗套，描述乳头“优雅地翘了起来，宛如刺猬之类的小兽噘起了秀丽的嘴巴”，就很引人入胜了。下火车的旅客就像“屎壳郎滚着宝贵的粪球”。肥腻的猪肉在一个人的胃里“像一窝快生下来的猪崽子一样翻腾”。
莫言将极为精彩的文学想象与农民精神结合起来，这为他的小说赋予了非常特殊的气质。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翻译极好地把握住了这种氛围。变成英文后读起来非常流畅，中文里特殊的地方并没有损失掉，但这里的中文绝非传统的古典中文，莫言的语言不是普通话，甚至也不是城市化的语言。他的小说中保留了来自山东农村土地的特质，他就是在那里的农家长大成人。
Yuko Shimizu
Yan Bo/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莫言
《檀香刑》与《四十一炮》和他的大部分小说一样发生在农村，和他的家乡高密县很相似。关于《檀香刑》，他曾写道，与世故老练的读者相比，“也许，这部小说更适合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事实上，这部小说巧妙地使用了一种叫做“猫腔”的地方民间戏剧风格，它现在几乎已经失传。书中主要人物之一就是一个戏曲演员。猫腔的节奏、语言和叙事技巧天衣无缝地交织在全书之中，只有讲故事的大师才能做到这一点。“讲故事的艺术”确实是这两部小说的主题。
《四十一炮》的叙事者罗小通是一个有着恐怖成长经历的年轻男人，进入了道德败坏、弱肉强食的成人世界。莫言在后记中解释，罗是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铁皮鼓》(Tin Drum)中那个心理年龄不断成熟，身体却停止生长的小奥斯卡的反面。罗有成长的身体和孩子般的心智。他是那种聪明的傻瓜，中国版的好兵帅克，这样的人物经常出现在莫言的小说里。当罗望着父亲的情妇“野骡子姑姑”时，他感觉“自己仿佛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然而“我心中一阵阵的激动和双腿间的东西不时地昂头告诉我：你已经不是那个孩子了”。罗通过观察成年人，认识到性爱会把人们引向非常黑暗的地方。所以他宁愿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天真无知。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在一个道德败坏的世界中，成长的痛苦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天真在极度暴力的行为中土崩瓦解。“炮”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罗用来把成人世界炸成碎片的日本军队迫击炮；此外也有吹牛，讲故事的意思，在北京俗语中甚至有性的含义。
罗把自己童年的奇异故事讲给一个居住在衰败寺庙里的和尚听，这座庙是用来祭祀好色的马通神的。贪婪、淫荡、滥用权力，这便是罗眼中世界的主要特点。全书中最贪婪、最好色也最有权力的人物是他的恩主，一个名叫老兰的男人，此人是地主的后代，和罗的母亲睡过觉。他利用人性的贪婪，垄断了这个以屠宰动物为业的村庄中的肉类加工行业。
在这个饕餮肉食的奇幻世界里，甚至有肉神庙和肉食节。对肉食的贪婪并不会受到谴责（对性欲的贪婪也不会）；这是曾经长久忍饥挨饿的人的自然反应，是紧随饥荒历史而来的怪诞放纵——莫言出生之后没几年，毛主席可怕的大跃进便给中国农村人口带来了饥馑。
罗是一个肉食者，对于老兰的企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资产。他对食物的胃口无穷无尽，是食肉比赛的冠军。罗热爱肉食，肉食也爱他，甚至到了对他说话的程度。他是中国最棒的食肉艺术家。食色与权力在罗奇幻的故事中紧密相连，在莫言的所有小说中都是如此，也包括《红高粱》，它曾被张艺谋改编为广受赞誉的电影。《檀香刑》也是如此，我认为它比《四十一炮》更加精彩。
放纵食欲与性欲是主张个人自由的一种方式。令一门艺术变得完美则是另一回事，甚至连食肉这样的艺术也是如此。《檀香刑》中的两个艺术家是戏曲演员孙丙和他的行刑者赵甲，赵甲的儿子娶了孙丙的女儿。赵是他这个行业内的大师，擅长用一千刀将人慢慢凌迟致死的天才，是用檀香刑将人处死的伟大艺术家，这种檀香刑可以让受刑者被钉在檀香木桩上活5天后才死。
孙丙被判处以这种痛苦的方式处死，因为他在1901年参加了摧枯拉朽的义和拳运动，袭击了德国士兵。孙丙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地方爱国者，他憎恨那些傲慢的外国人，他们在他的家乡趾高气扬，他们修建的铁路会永远破坏这里的生活方式。和许多农民起义的故事一样，莫言对义和拳与外国鬼子作战的重新描述是反现代的。对传统的忠诚是莫言农民气质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过去，他并不多愁善感。
猫腔在小说中象征着中国传统，但是这种“欧洲人无法想象”的酷刑艺术也同样是中国传统。用《檀香刑》中一个叙事者的话来说，中国的死刑就像舞台表演一样“由刽子手与他的犯人共同出演”。在小说末尾，孙丙唱起了自己最后一段花腔，把口水吐在木桩上，这两种戏剧相遇了。追随他的演员们在刑场上演了一出戏，以此向他们的大师致敬，反抗德国士兵与汉奸。剧团被外国人的子弹毁灭了，孙丙死了，一个有同情心的中国官员不忍再看到他受苦，一刀捅在他的胸口上杀死了他。全书最后一句话是：“戏……演完了……”
总之，没有艺术、神话、故事和想象力，生活就不值得生活。而这带我们进入了莫言的政治世界。他一直因没有在政治上更加直言不讳而受到广泛的品评。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称他为“一个体制下的懦夫”。而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则说，授奖给莫言是“一场灾难”。
莫言当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也可以被指责为懦弱。他本可以使用自己的特权，更强硬地为刘晓波说话——刘是一位勇敢的文学评论家，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就因为在中国宣扬民主而被监禁。此外莫言在斯德哥尔摩为审查制度辩护，这对于一个如此重视讲故事的自由的作家来说显得很奇怪，更不必说是一种懦弱的行为。
事实上，他拒绝发言几乎成了一种原则。他说过，自己的笔名“莫言”意思就是“别说话”。起这个笔名是因为父母警告他说太多可能会惹麻烦。他在《四十一炮》的后记中写道：“我向来以没有思想为荣，尤其是在写小说的时候。”
莫言确实有一些强烈的观点。他犀利讽刺的对象很明确：现代中国粗俗的拜金主义、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滥用政治权利、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中国人那种卑劣的机会主义。但是这些都是相对轻松的目标。党的领导人一直都在公开指责腐败和拜金主义。共产党宣传中也有这样一个原则：只有党能抵抗外国侵略者。
也许莫言真的和现在的共产党体制很合拍。也许他只是想平安无事而已。但他小说中的政治观点也是他农民气质的反映。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所有的政治都只限于本土，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就更是如此。天高皇帝远。国家大事不是农民关心的问题。桌上的食物、土地的丰饶、性爱与远离灾祸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有必要，可以对掌权者让步，管他们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这种狭隘的观点有它的优势。莫言把视野集中在人类的欲望之上，也包括那些最黑暗的欲望，这样便可以比政治评论更加深刻。和他所赞美的那些流浪艺人、弄臣以及在广场上讲故事的人们一样，莫言也可以为他的国家描绘一幅准确得令人惊讶的印象画。虽然很扭曲，但也极度真实。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和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与捷克大师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一样，属于极权社会中极为重要的幻想主义传统。
要求莫言也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用一句荷兰谚语来说无异于“想从青蛙身上拔毛”，而且也是不公平的。评判一个小说家的标准应当是其文学价值，而不是他或她的政见，但诺贝尔委员会并没有一直坚持这个原则。这一次，我想他们是遵循了这个标准。如果莫言能更加勇敢一点当然很好，但他为我们贡献了一些优秀的故事，这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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