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美国第一任总统、国父华盛顿在总统就职典礼上，亲吻《圣经》，手按《圣经》宣誓，并且在正式誓词之外，另外说了一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
自华盛顿之后，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时，都向《圣经》宣誓，并在就职演说中祈求上帝的保佑。
法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其《美国民主》一书中说，“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
美国维吉尼亚州“河景浸信会”的牧师沙恩•维尔伯恩说：“你肯定希望你的领袖有道德指南。圣经告诉我们‘美国受到保佑，它的上帝就是造物主’。我们的祖先说，我们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宗教狂热者建立的国家。”
美国历届总统大都有鲜明的宗教信仰。在遇到重大的挑战和决策时，总统们最终会回归他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准绳，找到下定最后决心的力量。
林肯总统执政时，美国的钱币开始印上“我们坚信上帝” （“In God We Trust”）的字样，至今如此。
南北战争初期，北方军队战事不利，在奔牛镇遭到第二次惨败。这是林肯执政后最黑暗的日子。为了理清思路，林肯写下了“静思上帝的旨意”（Meditation on the Divine Will），希望通过坚定信仰，找到坚持下去的勇气：“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场战争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是他的旨意让它并没有马上结束……”
南北战争结束后，关于北方的胜利，林肯回归到信仰范畴，总结说：“加理森的逻辑和道德力量，以及国家和军队中的反对奴隶制的人民成就了这一切”。威廉.加理森是新教浸信会教友，他提倡依靠基督教说教废奴主义，并产生很大影响。
在二战后，接任罗斯福总统的杜鲁门是虔诚的浸礼会信徒。他12岁时已经将《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两遍，并能将其中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就任总统后，他常常在幕僚们准备好的演讲稿中加入《圣经》中的教义，并严格按照自信的宗教信条做决策。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回忆说，杜鲁门在总统生涯中最难的一次决策便是是否承认单方面建国的以色列。
杜鲁门重视《圣经》中的先知预言，相信犹太人一定会回到上主所“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他还非常同情二战中数百万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更是强烈痛恨和谴责奥斯集中营的惨剧。二战结束后，接替罗斯福入主白宫的杜鲁门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愈加明朗化。
1947年11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但阿拉伯世界对这一计划并不满意。1948年，犹太人决心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则威胁要对犹太人开战。形势日益紧张，作为二战后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的立场至关重要。
一向同情犹太人的杜鲁门有心承认即将建立的犹太国，但以国务卿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的美国政要多半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无异于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
在以色列独立前夕，杜鲁门召集美国国务院官员到白宫开会。马歇尔甚至威胁说，如果杜鲁门承认以色列建国，他就会在下次总统大选时，投票给杜鲁门的对手。
直到1948年5月14日下午6点，以色列宣布独立时，美国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当天，华盛顿闷热的天气仿佛这个焦灼的大难题，亟待一次突破。杜鲁门反复挣扎、犹豫，一直到以色列向白宫发出请求，要求美国承认其国际地位。杜鲁门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11分钟后，杜鲁门宣布，美国给予以色列实质性的承认。
1949 年初，以色列首席犹太祭司赫佐格（Yitzhak HaLevi Herzog）与杜鲁门会晤时说:“上帝将你置入令堂的子宫中，好帮助以色列在两千年后重生”，杜鲁门听后，热泪盈眶。
杜鲁门卸任总统后，曾访问纽约市的一所犹太教神学院，他的好友埃迪•雅各布森介绍他时说：“这位就是帮助我们创建以色列的杜鲁门”。杜鲁门则说：“什么叫‘帮助创建’，我就是解放犹太人的波斯王‘赛勒斯’再世”。
2012年5月12日，2012年的总统参选人罗姆尼在全美基督教最高学府自由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鲜明阐释了宗教价值对美国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在讲话中说：“最初，美国信任的是上帝，而不是人。宗教自由是我们宪法中第一项自由权利。无论是对被告的公正、对有需要的人和病人的同情，也是对等待出生的婴儿的怜悯，美国没有比基督教意识更伟大的行动力量了。”
自华盛顿之后，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时，都向《圣经》宣誓，并在就职演说中祈求上帝的保佑。
法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其《美国民主》一书中说，“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
美国维吉尼亚州“河景浸信会”的牧师沙恩•维尔伯恩说：“你肯定希望你的领袖有道德指南。圣经告诉我们‘美国受到保佑，它的上帝就是造物主’。我们的祖先说，我们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宗教狂热者建立的国家。”
美国历届总统大都有鲜明的宗教信仰。在遇到重大的挑战和决策时，总统们最终会回归他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准绳，找到下定最后决心的力量。
林肯总统执政时，美国的钱币开始印上“我们坚信上帝” （“In God We Trust”）的字样，至今如此。
南北战争初期，北方军队战事不利，在奔牛镇遭到第二次惨败。这是林肯执政后最黑暗的日子。为了理清思路，林肯写下了“静思上帝的旨意”（Meditation on the Divine Will），希望通过坚定信仰，找到坚持下去的勇气：“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场战争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是他的旨意让它并没有马上结束……”
南北战争结束后，关于北方的胜利，林肯回归到信仰范畴，总结说：“加理森的逻辑和道德力量，以及国家和军队中的反对奴隶制的人民成就了这一切”。威廉.加理森是新教浸信会教友，他提倡依靠基督教说教废奴主义，并产生很大影响。
在二战后，接任罗斯福总统的杜鲁门是虔诚的浸礼会信徒。他12岁时已经将《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两遍，并能将其中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就任总统后，他常常在幕僚们准备好的演讲稿中加入《圣经》中的教义，并严格按照自信的宗教信条做决策。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回忆说，杜鲁门在总统生涯中最难的一次决策便是是否承认单方面建国的以色列。
杜鲁门重视《圣经》中的先知预言，相信犹太人一定会回到上主所“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他还非常同情二战中数百万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更是强烈痛恨和谴责奥斯集中营的惨剧。二战结束后，接替罗斯福入主白宫的杜鲁门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愈加明朗化。
1947年11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但阿拉伯世界对这一计划并不满意。1948年，犹太人决心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则威胁要对犹太人开战。形势日益紧张，作为二战后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的立场至关重要。
一向同情犹太人的杜鲁门有心承认即将建立的犹太国，但以国务卿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的美国政要多半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无异于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
在以色列独立前夕，杜鲁门召集美国国务院官员到白宫开会。马歇尔甚至威胁说，如果杜鲁门承认以色列建国，他就会在下次总统大选时，投票给杜鲁门的对手。
直到1948年5月14日下午6点，以色列宣布独立时，美国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当天，华盛顿闷热的天气仿佛这个焦灼的大难题，亟待一次突破。杜鲁门反复挣扎、犹豫，一直到以色列向白宫发出请求，要求美国承认其国际地位。杜鲁门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11分钟后，杜鲁门宣布，美国给予以色列实质性的承认。
1949 年初，以色列首席犹太祭司赫佐格（Yitzhak HaLevi Herzog）与杜鲁门会晤时说:“上帝将你置入令堂的子宫中，好帮助以色列在两千年后重生”，杜鲁门听后，热泪盈眶。
杜鲁门卸任总统后，曾访问纽约市的一所犹太教神学院，他的好友埃迪•雅各布森介绍他时说：“这位就是帮助我们创建以色列的杜鲁门”。杜鲁门则说：“什么叫‘帮助创建’，我就是解放犹太人的波斯王‘赛勒斯’再世”。
2012年5月12日，2012年的总统参选人罗姆尼在全美基督教最高学府自由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鲜明阐释了宗教价值对美国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在讲话中说：“最初，美国信任的是上帝，而不是人。宗教自由是我们宪法中第一项自由权利。无论是对被告的公正、对有需要的人和病人的同情，也是对等待出生的婴儿的怜悯，美国没有比基督教意识更伟大的行动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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