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因朝鲜违背决议进行火箭发射通过了关于朝鲜的第三个决议（《第2087号决议》），中国对此决议投了赞成票，该决议责成朝鲜不得再采取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并宣布对于朝鲜进一步违背决议的活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不到20天，朝鲜进行了已经公开宣布的第三次核试爆，此举使得朝核问题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上限，也给检验20年来中国的朝鲜和半岛政策提供了立即的机会。
中国在2003年发起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主导和参与重大地区及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也可以说是作为大国崛起的第一个亮相。无论从历史和文化联系、地缘战略，还是从现实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害而言，朝核问题都是中国外交必须关注的事务，可以说，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朝核问题采取重大外交主动，不失为一招及时和巧妙的好棋。然而，十年来实践的结果却是大败亏输，丢尽脸面，一无所获，何以至此？除了美日俄等外部因素之外，中国自身战略思维和政策的失误，以及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与领导错误，乃是导致政策总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国政策失败首要的内因是20余年来甚嚣尘上、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思维。在中国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并对欧美世界开放30年后，当局出于对内巩固政权的需求，逐步在国内树立和推广红色中国的虚假观念，在这一观念下，红色朝鲜成了臆想中的同志和兄弟。这种虚假的自我意识和定位不仅阉割了正当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而且完全无视二战以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史：无论当初的苏联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关系，还是后来的中越关系、中朝关系及中苏关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不能弥合和取消国家利益的分别和冲突。事实上，相比战后欧美日体系内基于市场的国家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更难以协调，虽然打着貌似相同的旗号，但在具体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斗争却从未消缓，兵戎相见是常见的事情。
扭曲和虚假的意识形态外交指导又与不合时宜和一厢情愿的冷战式地缘战略思维结合，并由此得到论证和增强，具体言之，即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所谓战略缓冲国。这种思维的潜台词是中美日的体系性、结构性全面军事对抗，而朝鲜是中国掣肘美日的棋子。这种思维扭曲了中国与美日关系的现实，有意掩盖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基本利益思维：在加入全球贸易体系30多年后，中美日关系尽管有局部的利益摩擦和安全猜忌，但从来都不是美苏关系的翻版，也不可能回到零和博弈的状态下，而且，在新军事革命形态的战争环境下，朝鲜根本不具备任何有意义的战略缓冲作用。未来可能的对华军事威胁毋须先攻占地势艰难、幅员狭小的半岛北部作为兵力和活力基地。
回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奉行大国外交，这种外交战略与美国的战略协调乃是基本内容，为何在这种背景下会使中国的朝核政策走上自我损害的意识形态文革路线？从外部而言，这与911前布什政府的对华恶意有关，在应对颜色革命恐慌和美国对华冷和平阴影下中国当局寻求对应筹码；而从内部来说，则是中国坚持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导致的执政党权力合法性危机有关，在这种内部背景之下，职业外交的思维和全球战略的考量让位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措施，质言之，党的外联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排斥了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思维以及对朝决策地位。这是中国在朝核乃至半岛问题上丧失好局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核爆对于中国也许是坏事中的好事，党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双轨外交局面也许会为之一变，因为，残酷的现实表明，在21世纪奉行意识形态挂帅的红色党外交必定会损人不利己，而执政党也不可能在国家利益之外另觅自身利益的基础。
2009年，朝鲜在几乎完全背着中国的情况下进行第二次试爆，直到近年来的火箭发射活动，这些都对中国发起的以六方会谈为主要平台的解决半岛问题框架提出了直接挑战，而中国以虚假的意识形态战略和陈旧的地缘战略思维，完全不能应对，同时，由于逐步承担了朝鲜第一大援助国的角色，中国反而在国际社会支付道义和形象代价的同时，步步为朝鲜牵着鼻子走。实际上，2009年的核爆已经宣布六方会谈死亡，但中国出于保全面子和掩饰失策的需要，更是为了拒绝内部的政策责任检讨，依然一厢情愿地坐视半岛核局势失控，直到此次最后失败。
环顾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周边核态势。检讨朝鲜的国际行为模式以及对华关系历史，朝鲜当局奉行的主体思想本身就是建立在反华的反事大主义路线前提之下的，朝鲜为获得世袭政权与国家政治互为表里的生存利益，对中国除了利用不会有真诚的关系基础。在全球大国中，坐视自己如此邻近的小国走上核武装之路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远程精确打击作战样态下的今天，作为全球军力发展最迅猛的大国，中国把未来安全建立在与纵深浅近而负担沉重的邻居小国的合作之上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中国已是深深卷入全球事务的大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无论其内部社会与政治情势如何演变，中国已不可能在21世纪的世界另立门户，建立与主流国际社会相对甚至隔离的国际体系。因此，此次朝鲜核爆对中国朝野在更加现实主义的前提下认识朝核乃至半岛和亚太问题，确定中国在半岛与朝鲜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也许是一个最好的契机，也为重新在新的国际政策理念下规划有关政策提供了一个不能再延误的机会。
本文来源《华尔街日报》作者：赵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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