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地方自治，何来碧水蓝天
笑 蜀
近期最轰动的中国新闻，都是环境新闻。先是灰霾污染。有关部门统计，年前席卷中国城市上空的的灰霾，总面积高达130万平方公里。即中部和东部几乎过半都市，都在其覆盖之下。接着是地下水污染，据媒体披露，诸多企业为逃避监管，纷纷用高压水泵把工业污水打入地下，以致中国城市的地下水过半遭受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仅占3％。
中国有句民谚，叫“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本意是形容一个人坏到极点。现在借以形容中国环境状况，应该不算夸张。头上灰霾，脚下毒水，在在印证中国正遭遇史上最严峻的环境灾难，十三亿中国人正沦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环境难民。
这不仅是中国环保政策的失败，更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失败。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从头检讨。
十面霾伏究竟谁是首恶？几乎所有民间舆论，都锋芒直指“两桶油”，即中石化和中石油，认为是他们的劣质油品污染了城市的大气。但问题是，这并非什么新发现，“两桶油”弄脏城市天空早就众所周知，但所有市民都对之无可奈何。为什么？因为“两桶油”都是央企，央企的身份意味着他们的权力来自中央而非来自本土的市民，本土的市民对他们没有任何制约能力，除了牢骚还是牢骚。
地下水污染也是同样逻辑。污染地下水的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利益格局上跟政府都属于一个共同体。这才能解释为什么断子绝孙的地下水污染持续多年，而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听之任之。地方政府根本就任由企业蹂躏乡里，原因何在？最重要的原因是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不属于地方，或者说中国不存在真正的地方政府。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骨子里都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其权力的终极来源无一例外都是中央。而且具体到人事结构上，流官制度决定了他们的一把手统统来自外地，因此他们的统治本质上都属于外来者的统治，对辖下的土地和人民缺乏感情。所以他们才会把辖下的土地当跑马场，任由他们的利益战车纵情驰骋，不计后果。
所有这些现象，无不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深层次问题，即掠夺式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政治词典中，是没有本土的概念和原住民的概念的，当然，更谈不上本土的权利和原住民的权利。学者秦晖早就指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根本特点是低人权优势，无须为保障人权买单。其中一个低人权，就是原住民的低人权。原住民的权利在中国几乎完全空白，导致原住民根本不设防，没有任何条件来约束外来者——无论是外来的官员还是外来的资本。因此中国的发展都属于外来者的发展，发展的红利为外来者独占，发展的巨大代价，则都留给了本土和原住民。
就此来说，中国的掠夺式发展跟当年帝国主义者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相比，其疯狂程度并无二致，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即中国发展模式属于典型的内殖民发展模式。发展只是权贵集团的发展，他们把整个中国当成他们的殖民地，予取予夺。
中国环境已到总破产的程度，需要紧急总动员来遏制环境灾难，这在今天已经没有争议。争议只在于，如何总动员？如何遏制？坊间多呼吁强化政府监管，把遏制环境灾难的希望一味寄托于政府，这其实大谬。政府必须履行职责，必须承担责任，这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现实逻辑是，在权力不受制约、部门利益化的大格局下，几乎所有强化监管的新手段，都不免沦为部门寻租的新道具。仅仅寄希望于政府，无异缘木求鱼。
环境灾难的元凶是内殖民发展模式，内殖民发展的政治基础，则是高度中央集权。高度中央集权犹如一部抽血机，把几乎所有权力、所有资源、所有利益，都从地方上、从原住民手上抽走，最终分流到权贵集团手上。是高度中央集权造成了权贵集团的独大和原住民的弱势。唯有釜底抽薪，终结高度中央集权，权贵集团与原住民的不对等才可能终结，权贵集团对原住民的疯狂掠夺才可能终结。而这除了地方自治，别无他途。
这就是说，哪怕仅仅因为环境因素，当下中国也必须兑现孙中山先生关于地方自治的主张。地方自治本质上是分权，但不是政府之间的纵向分权，而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横向分权，即把过多集中于政府的权力，统统归还给本土，归还给原住民。这实际上意味着本土的崛起，原住民的崛起。
这至少意味着两个层面的还权于民。第一是财产权意义上的还权于民，财产权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土地产权。只有当土地真正属于原住民，土地真正成为原住民的命根子，才会最大限度激活原住民对土地的热爱，让每寸土地都得到最好的保护。第二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意义上的还权于民，这里主要体现为组织的权利。道理很简单，面对强大的资本和公权力，原子化的原住民是没有任何力量可言的，唯有抱团，唯有组织化维权，才有谈判的本钱，才会让资本和公权力有所忌惮。
内殖民发展模式之下，大地在沦陷，天空在沦陷；国家在沦陷，家园在沦陷。覆巢之下，没有幸存者。打响一场收复失地的环保战争已是刻不容缓。地方自治因而刻不容缓。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犹疑和刁难，都是对民族的犯罪。
——原载2013年2月18日BBC 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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