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藝術家陳維明隻身潛入敍利亞，與敍利亞自由軍並肩戰鬥數十天，成為敍利亞戰場上的唯一中國人。因為得不到敍利亞簽證，他借道土耳其，偷渡進入敍利亞領土。由於土耳其三
個月簽證到期，所以他不得不離開前線、惜別戰友，借道土耳其返回美國。
為什麽陳維明要到敍利亞幫助自由軍，與阿薩德政權戰鬥？作為陳維明的朋友，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他的言行和思考，也向他請教過這個問題。在我看來，「藝術家」和「中國人」的雙重身分影響了他的决策和行為。
藝術與自由的緊密關係决定了藝術家對不自由、壓迫的敏銳感受超出芸芸眾生。自由沒有邊界，藝術也沒有國界，所以文學、藝術家更容易成為以世界為家鄉的國際主義者、以人類共同體為效忠對象的人道主義者。19 世紀詩人拜倫離開英倫到希臘抗擊奧斯曼帝國並最終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20 世紀作家喬治∙奧威爾奔赴西班牙向法西斯開戰，到21 世紀雕塑家陳維明到敍利亞支援人民反抗阿薩德專制政權，都是在踐行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誓言：為了自由，生命和愛情都可以拋棄！
陳維明於1982 年畢業於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他早期的自由之路追尋了富蘭克林的足迹，因為後者說過，「哪裏自由，那裏就是我的故鄉。」為了創作自由，陳維明離開了中國，在新西蘭和美國定居和工作。但中國人情結再次把他引向了潘恩的自由觀：「哪裏沒有自由，那裏就是我的故鄉。」
自由具有無限性的特徵。如果自身獲得自由，同時又能尊重他人的尊嚴和自由，但還容忍在自己所能觀見和想見的範圍內存在奴役和暴政，這樣的人實際上也未獲得全面的自由。他/ 她不僅要接受心獄，還必須與道德不安和內疚共處。身處自由世界的陳維明向所有的專制發出挑戰，不僅是要他人獲得同樣的自由機會，也是通過拓展自由的疆域來捍衛自由。
無論是在踐行福蘭克林的自由觀，還是潘恩的自由觀，家鄉的自由都是共同點。陳維明最為關心的還是他家鄉的自由。他的最著名作品包括「六四大屠殺」浮雕、「民主女神」像和「西藏自由之路」群雕，還有他把民主女神像竪立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和香港中文大學，以及未來把她竪立在台灣金門島和最終讓她回到天安門廣場的各種努力。有人說，「愛國主義是雕塑家最後的避難所。」從雕塑家陳維明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濃厚的中國情結。他從杭州行走到新西蘭、美洲新大陸，再到絲綢之路的終點城市敍利亞內戰的「死亡之城」阿勒頗，其實都在圍繞着他的故鄉這個原點。他自己說，當看到中國3 次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投票否决聯合國干預敍利亞草案後，他要用自己的行動向全世界、尤其是敍利亞人民表明，儘管中國政府與阿薩德政權捆綁在一起，但二者都是自由、民主的共同敵人。
最好的藝術總是留給人們許多想像的空間。藝術家陳維明給我們留下了什麽空間呢？作為藝術家，他不乏想像力和創造力。同時，作為手拿刻刀、榔頭和鑿子來再造世界的人，他懂得打擊和破壞是造就藝術精品的開端。雕塑家的陳維明能將想像和行動完美結合起來。那麽，藝術家陳維明在公共空間的行動又在傳遞一個什麽樣的信息呢？當他放下手中的刻刀、拿起AK47 衝鋒槍時，他是在幻想更大的破壞力、威懾力和創造力。
為了自由，在過去一百年裏，中國人有流血、也有犧牲。對暴政的反抗有以個人形式進行，也有以群體形式出現；有非暴力的，也有暴力的。現在的抗暴維權已經經歷了上訪、請願、遊行、騷亂和自焚多種形式。對社會全體來說，自焚是非暴力抗爭的最後質變。如果突尼斯孤身一人的自焚掀起了中東「茉莉花革命」、帶來了「阿拉伯之春」，藏人的一百人自焚卻仍然無法改變中國的死水微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雕塑家走上戰場，想迫使我們每一個渴望自由的人深思：我們還需要何種的想像力、創造力和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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