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台湾民主地图

作者：張鐵志 

这个岛屿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页民主的斗争史。

从二零年代开始就展开各种政治运动：有要求设置台湾议会的立宪主义，有为工人农民争取权益的左翼运动，还有追求民族解放运动。

但当然并没有成功。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许多台湾人原本兴奋地期待回归祖国，没想到新的政权仍然如殖民统治般歧视与压迫他们。在这个背景下，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本地民众武装起义，国民党政府武力镇压，屠杀成千上万民众，其后更进一步进行“清乡”，肃清许多政治与知识菁英。

1949年国民党政权内战失败，在年底迁移台湾。就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来台之前，五月二十日台湾开始实施全面戒严，为战后台湾政治拉下了浓厚沈重的巨大黑幕。

在那个黑幕下，是一条坎珂蜿蜒的一条民主抗争长流，水上漂着的是腐烂的青春之花，沉在河底的是流淌着鲜血的肉体。

数千人因为政治理想，或因为错假冤案，死于独裁体制的暴力之下；另外几千人被囚禁、被虐待、耗尽他们的青春与生命。更多没有被囚禁、被消失的人，是在巨大的伟人铜像前，在无数的爱国标语和比标语更多的特务之前，沉默噤声、心怀恐惧。

此刻，年轻的你试着掀开这个黑幕，看看里面的人是如何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挣脱黑暗，争取自由，并且最终拆下了这片黑色之幕。

在这条历史之河中，暗黑退潮了，但河中那些不断被历史冲击的小岛仍背负着无数悲伤与苦痛，或者理想与激情。你决定一一拜访那些沉默之岛。

首先，你来到台湾东南方外海的绿岛。

这个迷人的小岛现在是台湾的旅游胜地，充满着青春、阳光与欢笑，美丽的珊瑚，以及台湾独一无二的海底温泉“朝日温泉”。

但曾经，这是一座恐怖的岛屿。因为海岸边是两座白色恐怖时期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训导处(1951年─1965年)，和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1972年─1987年，通称绿洲山庄)。

现在，这些牢笼和外围区域成为绿岛人权纪念园区。在刺人的阳光下，你会先看到海边的“人权纪念碑公园”，这个公园成立于1999年十二月十日。在广场中有一块垂泪碑，上面刻着曾被囚禁于此的柏杨先生的句子：“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在公园的坡道，墙上刻着一千多名为追求民主、人权奋斗而遭到政治迫害者的姓名。你轻轻摸着那些早已被无数人摸到发亮的名字；是的，这些名字正是那历史之河最闪亮的光芒。

两座监狱现在则改为展示廰，展出白色恐怖的历史资料与相关文件，并让人们感受当时囚犯的生活状况。在那些依然幽暗的囚房中，你彷彿依然听见那些暗夜的叹息之声。

比来到绿岛更悲哀的，当然是生命的消逝。

你来到台北，走到新店溪畔的“青年公园”。这里是人们从小来散步玩耍的地方，现在依然洋溢着幸福的味道：青年人谈恋爱，爸妈带着小孩散步，老人坐着享受时光。

但这里曾是最最森冷痛苦之地：新店溪畔的草地是五零年代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日治时期这一带叫做“马场町”，现在这里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

在公园的纪念碑上写着：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内战加剧，国民政府退守到台湾，为了坚壁清野大肆拘捕异己份子，当时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的热血青年，皆因触犯戒严令法而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枪决身亡，因血流满地不断铲土覆盖，最后竟形成一座土丘；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建造马场町河滨公园纪念丘，追悼千百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然而，公园中并没有一一刻上这些受难者的姓名，当时的历史也没有被完整书写。

一如另一个台北市的纪念公园。

你从马场町来到台北六张犁的一座小山上，你知道，这也是当年许多在马场町消逝的灵魂飘荡的路线。

1993年5月，政治受难者曾梅兰多年追寻五零年代同案被处以死刑的异姓哥哥徐庆兰尸首，终于在六张犁的乱葬岗发现了他死去兄长的墓碑。这里不只是他哥哥，还有二百多位白色恐怖死难者的坟冢。

这些墓碑分布于
六张犁墓园三个地方，一人一小块立石，上面刻着姓名，死亡年月日，有的刻有死亡地点如“马场町”。当年被处死死刑的政治犯，若无亲属领回尸体，多埋葬于此。徐庆兰当年遭受枪决后，因其家境贫穷，家人无钱领尸，遂被草草葬于此。

经由政治受难者团体争取，台北市长陈水扁决议在马场町、六张犁设立纪念公园，并进行相关历史研究。后来在马英九市长任期内，先后成立“马场町纪念公园”和六张犁的“戒严时期受难者纪念公园”。

只是，虽然公园落成，此地却仍是一片荒烟蔓草，一如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是一段被人们遗忘的记忆。显然，我们的政府仍是如此轻忽那些白色恐怖受难者以及那段历史！

离开这两个城市边缘，你回到台北的中心地带：忠孝东路的“喜来登饭店”。这里附近有行政院、立法院，是台北的权力核心区。但1968年，这个饭店和附近区域是警备总部军法处和看守所的所在地，意思是台湾恐怖统治的核心。不论后来是送去绿岛，或者送去马场町行刑，被逮捕的政治犯都会先送到这里来拘押、审判，甚至行刑。1968年之后，这个单位搬移到景美，附近还有负责侦防、逮捕和侦讯的调查局，负责军事审判的军法处和军法局，执行监禁的军法处看守所和新店军人监狱，以及枪决死刑犯的安坑刑场。连成一气的死亡地带。

几年前，景美的军法处和看守所改制为“景美人权园区”。你在一个无人的午后来到这里。一切都很安静，天空有些阴暗。

园区保留了当时的建筑如法庭、牢房、接见室、洗衣场等等，并且有几个精采的展示区：一区是政治受难者的文学、艺术与电影的文化展，包括他们出版的书籍与影片；另一区是台湾人权历史与史料文物展。还有一栋独立屋舍是为了涉入“江南案”而被软禁的前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特别建的“高级”牢房，包含了书房、客厅与寝室。

在园区中的“第一法庭”，曾经进行了台湾民主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审判：1980年三月的美丽岛军法大审。

1980年2月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等八人被以叛乱罪提起公诉，并自三月进行九天的军事审判。

你不知道看过多少次那八个人走进军事法庭前的照片，他们的从容、坚定与勇气总让人落泪。但落泪的不只是你。国民党因为受到国际压力，且以为可以让民众看到他们俯首认罪的样子，所以这场审判当时对媒体公开；没想到，许多记者却得以首次完整听到这些民主运动者的理念，一面记录一面落泪；而透过他们的报导，民众眼前所见的，是这些受刑人或者悲壮或者无畏地走进法庭，侃侃而谈他们对于政治改革与台湾前途的理念。

最后，八人全部被判有罪，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

在前美丽岛的历史，除了被处死，被囚禁，还有更多人失去了自由。

你从景美来到台北最深具艺文气息的街道：温州街。

温州街的一头是无数的文青咖啡馆、小书店，但在这一段住宅区，你如果拐两个弯，会穿越时光隧道来到一片日式住宅区。这一带大都是当年台大教授宿舍，最特别的，是殷海光故居。

你当然知道殷海光。他的名字和雷震、“自由中国”如此紧密联系，他是自由主义在台湾的重要传承者，但也因此不容于国民党。

殷海光晚年都居住于此。在庭院中，有他自己挖掘的“愚公河”和“孤凤山”（其实只是一座小丘）。1960年雷震被以匪谍罪逮捕后，殷海光很难发表言论，并被特务严密监控。1966年，台大受到政治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1969年，殷海光在此郁郁而终。

但就在殷海光过世的历史时刻，时代正要改变。

从殷海光故居走五分钟，你会来到台北市现在重要的文化地标“紫藤卢”，许多人来这里品茶、看饶富味道的建筑，也感受丰富的历史。

这是一栋日治时期建筑，1950年后成为关务署署长周德伟的宿舍。周德伟先生本身是海耶克学生，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五零年代时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经常在此聚会讨论。七零年代中期后，此屋由其子周渝居住；由于周渝参与党外运动，因此许多党外人士与文化界人士经常于此聚会，举办活动。1981年正式改为公开经营的茶馆，有更多思想与文化座谈，迄今依然如此。

这个场所真正见证了台湾从五零年代至今的民主与思想的火光。

你在这个历史之河已经来到七八零年代爆发的民主运动。你必须再次离开台北，来到高雄，去见证威权体制如何反扑七零年代的改革力量。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从美丽岛杂志社到新兴分局派出所前的圆环举办演讲，警方强力镇压引发警民严重冲突。政府说警察对民众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反对人士则指控警方“未暴先镇”。更重要的是，事后军警单位展开大规模逮捕。

当年的新兴分局如今还在，前面的圆环街道当然不复见当年的烟硝。高雄捷运站则设立了一个“美丽岛”站，并且有美丽的玻璃艺术“光之穹顶”。当年的美丽岛事件受刑人陈菊现在是高雄市长。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关键的转折点。整个七零年代的政治改革与文化运动风潮，到美丽岛事件划下了一个黑暗的句点，而可能让台湾陷入更肃杀阴冷的气氛。然而，民间社会崛起的力量已非党国威权体制可以压制的住，而将在八零年代更沸腾地展开。

你再度回到台北。就在高雄的美丽岛事件到次年三月景美的军事审判之间，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台湾民主运动史的巨大悲剧地点，你必须去。但记住，你必须忍住泪水。

1980年二月二十八日，当林义雄还在牢里等待审判时，他在家中的母亲和一对七岁的双胞胎女儿，被不明的歹徒闯入，极为残忍地杀害，长女林奂均被刺六刀重伤。林义雄赴殡仪馆时，用头猛撞着无情的冰柜，痛哭哀号：“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们都死了….”

（此刻当我写下这些字眼仍然背脊发凉，眼睛湿润）

林义雄的住宅后来被基督教长老教会买下，建为“义光教会”，每年二二八早上都会举行追思礼拜。

你知道，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以和平著称，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讽刺的是，整个八零年代转型是以林宅血案拉开了序幕，而以郑南榕的鲜血结束。

那是1989年四月七日。党外人士郑南榕办过一份又一份的党外杂志，并一再被国民党查禁。他的杂志社的口号是“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那年一月，郑南榕因为言论不为国民党所容，收到高等法院检察署签发“涉嫌叛乱”的传票。他公开宣布“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并开始在杂志社里展开自囚行动，拒绝出庭应讯。

四月七日，警方前往《自由时代周刊》杂志社准备拘捕郑南榕，郑以准备好的汽油自焚而亡，留下妻子与女儿。

1999年，这间郑南榕当时自焚的原址成立郑南榕纪念馆及基金会。你来到这一间寻常台北社区的公寓楼房，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有这么一场悲壮的大火。小小的纪念馆中当然有许多历史文物与资料，但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郑南榕自焚后的办公室被保留下来。

郑南榕自焚的一年多前，1987年七月十五日，台湾解除长达三十八的戒严，但这只是开启政治自由化的大门，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还非常的远：基本的言论与集会自由仍大受限制，国会也尚未改选。

于是，1990年，爆发了三月学运。

你来到“中正纪念堂”──这里是为了纪念蒋介石这个现代帝王的庙，而几步路之外就是总统府：独裁者总是不愿意离开权力中心。然而，建造者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广场会成为一座人民的广场，抗议的广场。

1990年3月，数千名学生来到他们戏称为“中正庙”的广场展开大规模静坐，提出四大诉求：“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并以“野百合”做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 青年的火焰在广场上燃烧着历史的新页。

一周后，在李登辉接见学生代表的次日，学生宣布撤退。某程度上，当年野百合学运的前三个诉求都达成了，尤其是国会全面改选，让台湾在进入九零年代的门槛上更往民主体制的架构迈进一大步。但这当然不全是学生的功劳，而是民主运动长期推动累积的社会能量，学生们只是扮演了关键的临门一脚。

走出中正纪念堂，你来到旁边这条通往总统府前的大道。在野百合学运时，这里还叫做“介寿路”，但九零年代中期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曾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域，多停留几分钟就会密布的宪警钉上；八零年开始，许多抗争游行都以此为终点，1994年陈水扁任市长时在这里举办一场舞会，被称为“空间解严”。这个总统府前空间的威权性格被逐渐卸下。

你曾经在这里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抗争，气氛紧张或温馨的；例如1997年，你和数万人为了抗议治安败坏而游行到这里，用雷射光在总统府建筑上打上两个字：“认错”。这是以高度创意进行意义深厚的反抗。2006年红衫军曾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集会多日，也创下记录。这两年仍不断有许多抗议活动，如农民连续来了两年高喊“土地正义”。

这些活动大部分是温驯而有礼的，不像八零年代的剑拔弩张。以背后的总统府为布景，人们在这里演讲、唱歌、喊口号，有时席地而睡一夜，然后平和的结束。

的确，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时候抗争剧目都已经是人们熟悉的，而少见激烈冲撞。但能在总统府前守夜抗争，能用镭射光羞辱这个最高权力中心，这不正是那些被囚禁的青春，被牺牲的生命，他们用一生所梦想，所争取而来的吗？

（本文完整版收於新书《时代正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