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如何读懂当下的台湾？
蔡英文毫无悬念地当选了新一届台湾领导人，台湾今天的道路是如何来的，有必要加以总结与回顾。但这样的回顾却有太多的障碍，因为有不少事件尚未过去，或者尚未过去太久，得经过时间的沉淀与陶铸，才看得出更多的效果。匆 忙评判当然有时效性，但判断上出错的概率却大增，因此我得老实承认这不是我的学识所能胜任的。但幸运的是，新近读到一本台湾学者陈世昌刚出的《战后70年台湾史：1945—2015》，可以拿来做思考的样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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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看懂台湾选举
作者： 信力建 台湾是世界华人地区中第一个实现多党制和领导人直选的地区，也可以说是世界华人的骄傲。那么，台湾选举都有哪些特点，跟其它民主国家比有何优劣？我们不妨借现在中国大陆正在进行人大政协会议之机，将这“他山之石”看个究竟。 从历史上看，台湾选举历史远可以追溯到1935年（昭和十年）日治时期举行的州、市、街、庄议员选举，当时官派及民派议员各一半的两次协议员选举。在二十世纪初之前，欧美日各国的选举皆非普选，三一法依据当时国际上的民主选举惯例，选举人设有性别与财产的限制，此条件对当时的台湾略为严苛（年满25岁男性，年纳税额五元以上，400万台湾民众里面，合乎资格公民者仅为28000人）但仍为台湾首次选举。日治时期的台湾选举共于1935年与1939年举行两次，之后因为二战爆发不再举行。1945年，台湾进入中华民国时代，隔年，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举行各乡镇市市民代表普选。而约有240万宣誓公民参与选举。之后该市民代表也间接选举选出各县县参议员，而县参议员则选出名额为30名的台湾参议员（参选人高达1180人）。而台湾目前的选举制度与架构则来自中华民国宪法，其中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第17条载明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之权。此外，该法并在国民大会、立法、监察、地方制度、省县及选举等相关章节，提供台湾选举的母法根源。1991年4月起，台湾历经7次修宪，修宪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成为台湾选举的另一法理基础。此外，台湾于2003年底成为东亚第一个立法保障公民投票权的国家，依公民投票法进行的公民投票亦属广义选举与直接民权之一环。直接民选的总统与国会与公投是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自主、政治自由民主、社会开放进步、政府依法行政、全民监督政府施政与公仆表现的重要象征与方式。 就选举法律依据而言，台湾选举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一是台湾“宪法”，二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三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根据台湾“宪法”规定，选举对象包括：总统；副总统；“中央”公职人员：“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监察院委员”；地方公职人员：省（市）议会议员，县（市）议会议员，乡镇（市）民代表会代表，县（市）长，乡镇长，村、里长。唯一不经过选举产生的是省府首脑。在选举原则方面，台湾选举制度可以说全盘接受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具体说来。就是：只要年满20岁，在选举区内居住年限满6个月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但被剥夺公权尚未恢复者、受禁治产之宣告尚未撤消者除外；任何人不享有特权，一次选举中一人一票；公职人员一般均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1996年实现了直选“总统”。至于秘密原则，则是指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为使这个原则得以实现，投票所在地有相应的技术保障和人员监督。为了让大众对候选人员有清楚认识，台湾选举还大力提倡竞选活动，法律规定，选举程序中包括竞选活动，竞选活动是选举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没有竞选活动的选举都被视为愚民行动，因为选民不能是盲目投票的，而应该是投下有价值的、负责的一票。但对竞选活动也必须加以规范。 跟国际上其它民主国家比较，台湾选举制度在参照西方民主国家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根据台湾的特点作出了一些有特色的规定。大致说来，台湾选举制度参照的是法国的“总统制”，产生办法是简单多数选举制。日本、韩国等只实施地域代表制。而台湾在原则上采取地域代表制，兼采职业代表制。1991年12月“国代”换届选举，又首次兼采政党比例代表制。台湾现行选举监察体系也是独特的。西方国家的选举监察多由警察负责。台湾则规定由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人员组成监察小组。原因是，台湾警察头目一般都有政党党员身份，容易产生瓜葛。台湾还有一个特殊规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就是禁止在校生肆业参加竞选。意在让学生专心向学习。 今年，是台湾大选年。11月，台湾将举行包括县市长在内的“七合一”地方选举，换言之，除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与“立委”不用选举，地方公职人员将全部改选，被称为台湾选举史上规模最大、参选人数最多的地方选举——也就是说，今年将有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等七项地方公职人员合并选举产生（这就是所谓“七合一”选举），这是岛内首次将所有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合并举行。那么，到底要选出多少的地方公职人员呢？根据台湾“中选会”预估，6个直辖市、加16个县市，总共要选出11076名地方公职人员。其中，全台人口占第一的新北市，共要选出1099名。包括市长1人、市议员66人、里长1032人；最少的是离岛连江县，“只”选出58人。 这次选举意义不容小觑：首先，此次选举与与民众利益切实相关。像是“里长妈”与“村长伯”，家里有任何的疑难杂症，第一个想到能帮我们的公职人员，就是里长或村长，里长和村长跟民众的关系就像是“厝边隔壁”，这次全台共要选出7853个里长及村长。市议员、县议员、乡镇长及代表，也跟选民互动频繁。路灯要修、水沟堵塞、小孩学区或教育等，他们都是小市民的“代言人”，也经常主动帮民众解决问题。至于县市首长，也不再像以前，“选上就看不到人”，或高高在上。现在的县市长都设有首长信箱、市民热线，就像全年不打烊的便利商店“店长”，服务全年无休，让人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家”。其次，这次选举因为牵涉面广，其对两年后的“总统”大选无疑有风向标作用。此次选举的焦点集中在“六都选举”，即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的市长选举，两党在六都的成败将决定后年“总统”选举在这六个举足轻重地区的得票情况，因而各政党强力动员、候选人更是拚战厮杀，选战规模与激烈程度仅次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因此被视为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哨战。目前，国民党在六都中掌握了四都的政权，民进党只占两席。坊间普遍认为，国民党可以保住台北市、新北市和桃园市，但有丢掉台中市的危险，而民进党相信能继续在高雄市和台南市执政。 台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晚年启动民主进程，到现在已经走过跌宕起伏的二十年。由于台湾是华人社会唯一一个效仿西方建立的民主社会，是已有五千年文化积演和几千年传统的中华民族首次。其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对大陆更有非常难得的参考意义。 而民主最集中的体现方式，就是选举。台湾民主选举实践成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以和平的方式从一个威权的政体演化为民主政体。特别是2000年第一次和平的政权轮替，震撼华人世界。这种成功的和平演进模式，在全球都是相当少见的。从而避免了暴力形式的制度更替成本，充分显示了华人的智慧。其次，在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由于政治纷争、社会问题导致的大规模冲突和抗议，但总体上没有出现新兴民主国家常有的军事政变和暴民现象，依然控制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第三，虽然民粹与台独借民主登上历史的舞台，形成社会的对立与对抗，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其他新兴民主国家曾出现的国家分裂的现象。第四，历经四次领导人直选，选民迅速成熟，民主的运转形式趋于稳定和完善，特别是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把一个过去威权的政党重新送上执政地位，意义非凡。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总统布什“誉之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的贺电可见一斑。此外，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高居全球第三十二位，甚至超过美国，居亚洲第一。至少从台湾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仅仅是为民主而民主，华人社会不仅可以和平的得到民主，也能适应民主的运作形式。 当然，大陆在人口数量统治疆域经济条件与文化程度等等方面，都跟台湾有不少差别，但我们更应当看到两地毕竟同文同种，又都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威权时代，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台湾行，大陆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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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二二八事件始末
作者： 信力建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欢庆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但欢喜的时间并不长，代替日本独裁的却是另一种独裁，国民党的掠夺取代了日本人的掠夺。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基本与日治时期的总督无异。经济上，国民政府接管之后将战前日本人所拥有的企业接收，这些资本几乎垄断了台湾工业、金融、贸易等各个领域。台湾省政府还设立贸易局和专卖局，对贸易和烟酒实行政府专营、专卖，这都与台湾民间资本、工商企业界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让原本期待结束专制统治的台湾人民渐渐感到失望。 民国36年（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更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这起事件被称为“二·二八事件”。 事件的导火线应追溯到1947年2月27日黄昏。台北市的林江迈带着儿女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台湾省专卖局出动查出私卖烟草。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 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遭到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在附近城市抽调大批军警在台北市大街小巷巡逻。然而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28日基隆发生冲突；3月1日，新竹发生冲突，县府和当地机关被群众控制；3月1日晚上，冲突已蔓延至台中、彰化以及嘉义；3月3日，台南与高雄也爆发冲突；3月4日，台东、花莲亦爆发冲突，而由于花莲方面军警被抽调到台北，当地政府机关很快被群众控制。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无法应付这种在全省各地大规模爆发的全面性群众冲突，冲突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而早在3月2日，台北市民众已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谈判初期，国民党同意了民众提出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冲突规模的不断扩大，委员会将条款增加到三十二条，致使陈仪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原来，陈仪表面上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做了一些让步，但事实上却对蒋介石隐瞒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和专制统治激起民变的事实真相，并将台湾人民污名化为日本皇民，以台湾人民受共产党思想影响，产生“有组织叛乱行为”、“独立等叛国”、“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有政治欲望之人士，高唱大台湾主义，欲达台人治台之目的。”为由急电蒋介石“速派国军赴台救援”。之后国民党就一直在各大报纸上发布与台湾各界磋商的各种消息，不断表现出政府对台湾的宽容、退让与希望和平解决冲突的美好愿望，但却在暗地里派遣21军到台湾准备镇压群众。3月8日，谈判由于陈仪撤出代表而破裂；中午，21军先头部队到达基隆港口，并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军事镇压行动之后，继之进行清乡工作，民国政府打着逮捕潜逃嫌犯、收缴武器军品、清查户口、办理自新、取得连保连坐等口号，对台湾省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 据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上数据，在“二•二八事件”的军事镇压和随后的清乡中共有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死亡。而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则称“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 “二•二八事件”在民主化前的台湾一直为敏感话题，过去民国政府对于事件的原因有各种不同解释，并且以“不要挑起族群冲突”为由要求不要揭露“二•二八事件”。1988年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俞国华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而198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谢雪红等台湾共产党分子“幕后策划”。而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期间，台湾省国民党主任委员林翼中却公开表示事件“无任何背景，谨因民众不满省方措施”。 台湾实行民主化以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开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任首届董事长。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为名的该纪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桥、始石、跳石、终石、阳石、阴石、瓮、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钢铁等建物设置。这些建物表达了对该历史事件的追诉、记忆起始、哀恸、宽恕、停留缅怀、悼念罹难者、低头沈思、族群融合等隐含意义。 同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国国民党前任主席连战曾在2003年与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其中，现任总统马英九则于2006年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并代表国民党道歉认错。他表示将“二•二八纪念日”降半旗，甚至将“二•二八”视为国殇也不为过。
阅读更多一五一十 | 台湾民主地图
作者： 張鐵志 这个岛屿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页民主的斗争史。 从二零年代开始就展开各种政治运动：有要求设置台湾议会的立宪主义，有为工人农民争取权益的左翼运动，还有追求民族解放运动。 但当然并没有成功。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许多台湾人原本兴奋地期待回归祖国，没想到新的政权仍然如殖民统治般歧视与压迫他们。在这个背景下，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本地民众武装起义，国民党政府武力镇压，屠杀成千上万民众，其后更进一步进行“清乡”，肃清许多政治与知识菁英。 1949年国民党政权内战失败，在年底迁移台湾。就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来台之前，五月二十日台湾开始实施全面戒严，为战后台湾政治拉下了浓厚沈重的巨大黑幕。 在那个黑幕下，是一条坎珂蜿蜒的一条民主抗争长流，水上漂着的是腐烂的青春之花，沉在河底的是流淌着鲜血的肉体。 数千人因为政治理想，或因为错假冤案，死于独裁体制的暴力之下；另外几千人被囚禁、被虐待、耗尽他们的青春与生命。更多没有被囚禁、被消失的人，是在巨大的伟人铜像前，在无数的爱国标语和比标语更多的特务之前，沉默噤声、心怀恐惧。 此刻，年轻的你试着掀开这个黑幕，看看里面的人是如何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挣脱黑暗，争取自由，并且最终拆下了这片黑色之幕。 在这条历史之河中，暗黑退潮了，但河中那些不断被历史冲击的小岛仍背负着无数悲伤与苦痛，或者理想与激情。你决定一一拜访那些沉默之岛。 首先，你来到台湾东南方外海的绿岛。 这个迷人的小岛现在是台湾的旅游胜地，充满着青春、阳光与欢笑，美丽的珊瑚，以及台湾独一无二的海底温泉“朝日温泉”。 但曾经，这是一座恐怖的岛屿。因为海岸边是两座白色恐怖时期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训导处(1951年─1965年)，和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1972年─1987年，通称绿洲山庄)。 现在，这些牢笼和外围区域成为绿岛人权纪念园区。在刺人的阳光下，你会先看到海边的“人权纪念碑公园”，这个公园成立于1999年十二月十日。在广场中有一块垂泪碑，上面刻着曾被囚禁于此的柏杨先生的句子：“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在公园的坡道，墙上刻着一千多名为追求民主、人权奋斗而遭到政治迫害者的姓名。你轻轻摸着那些早已被无数人摸到发亮的名字；是的，这些名字正是那历史之河最闪亮的光芒。 两座监狱现在则改为展示廰，展出白色恐怖的历史资料与相关文件，并让人们感受当时囚犯的生活状况。在那些依然幽暗的囚房中，你彷彿依然听见那些暗夜的叹息之声。 比来到绿岛更悲哀的，当然是生命的消逝。 你来到台北，走到新店溪畔的“青年公园”。这里是人们从小来散步玩耍的地方，现在依然洋溢着幸福的味道：青年人谈恋爱，爸妈带着小孩散步，老人坐着享受时光。 但这里曾是最最森冷痛苦之地：新店溪畔的草地是五零年代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日治时期这一带叫做“马场町”，现在这里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 在公园的纪念碑上写着：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内战加剧，国民政府退守到台湾，为了坚壁清野大肆拘捕异己份子，当时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的热血青年，皆因触犯戒严令法而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枪决身亡，因血流满地不断铲土覆盖，最后竟形成一座土丘；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建造马场町河滨公园纪念丘，追悼千百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然而，公园中并没有一一刻上这些受难者的姓名，当时的历史也没有被完整书写。 一如另一个台北市的纪念公园。 你从马场町来到台北六张犁的一座小山上，你知道，这也是当年许多在马场町消逝的灵魂飘荡的路线。 1993年5月，政治受难者曾梅兰多年追寻五零年代同案被处以死刑的异姓哥哥徐庆兰尸首，终于在六张犁的乱葬岗发现了他死去兄长的墓碑。这里不只是他哥哥，还有二百多位白色恐怖死难者的坟冢。 这些墓碑分布于 六张犁墓园三个地方，一人一小块立石，上面刻着姓名，死亡年月日，有的刻有死亡地点如“马场町”。当年被处死死刑的政治犯，若无亲属领回尸体，多埋葬于此。徐庆兰当年遭受枪决后，因其家境贫穷，家人无钱领尸，遂被草草葬于此。 经由政治受难者团体争取，台北市长陈水扁决议在马场町、六张犁设立纪念公园，并进行相关历史研究。后来在马英九市长任期内，先后成立“马场町纪念公园”和六张犁的“戒严时期受难者纪念公园”。 只是，虽然公园落成，此地却仍是一片荒烟蔓草，一如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是一段被人们遗忘的记忆。显然，我们的政府仍是如此轻忽那些白色恐怖受难者以及那段历史！ 离开这两个城市边缘，你回到台北的中心地带：忠孝东路的“喜来登饭店”。这里附近有行政院、立法院，是台北的权力核心区。但1968年，这个饭店和附近区域是警备总部军法处和看守所的所在地，意思是台湾恐怖统治的核心。不论后来是送去绿岛，或者送去马场町行刑，被逮捕的政治犯都会先送到这里来拘押、审判，甚至行刑。1968年之后，这个单位搬移到景美，附近还有负责侦防、逮捕和侦讯的调查局，负责军事审判的军法处和军法局，执行监禁的军法处看守所和新店军人监狱，以及枪决死刑犯的安坑刑场。连成一气的死亡地带。 几年前，景美的军法处和看守所改制为“景美人权园区”。你在一个无人的午后来到这里。一切都很安静，天空有些阴暗。 园区保留了当时的建筑如法庭、牢房、接见室、洗衣场等等，并且有几个精采的展示区：一区是政治受难者的文学、艺术与电影的文化展，包括他们出版的书籍与影片；另一区是台湾人权历史与史料文物展。还有一栋独立屋舍是为了涉入“江南案”而被软禁的前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特别建的“高级”牢房，包含了书房、客厅与寝室。 在园区中的“第一法庭”，曾经进行了台湾民主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审判：1980年三月的美丽岛军法大审。 1980年2月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等八人被以叛乱罪提起公诉，并自三月进行九天的军事审判。 你不知道看过多少次那八个人走进军事法庭前的照片，他们的从容、坚定与勇气总让人落泪。但落泪的不只是你。国民党因为受到国际压力，且以为可以让民众看到他们俯首认罪的样子，所以这场审判当时对媒体公开；没想到，许多记者却得以首次完整听到这些民主运动者的理念，一面记录一面落泪；而透过他们的报导，民众眼前所见的，是这些受刑人或者悲壮或者无畏地走进法庭，侃侃而谈他们对于政治改革与台湾前途的理念。 最后，八人全部被判有罪，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 在前美丽岛的历史，除了被处死，被囚禁，还有更多人失去了自由。 你从景美来到台北最深具艺文气息的街道：温州街。 温州街的一头是无数的文青咖啡馆、小书店，但在这一段住宅区，你如果拐两个弯，会穿越时光隧道来到一片日式住宅区。这一带大都是当年台大教授宿舍，最特别的，是殷海光故居。 你当然知道殷海光。他的名字和雷震、“自由中国”如此紧密联系，他是自由主义在台湾的重要传承者，但也因此不容于国民党。 殷海光晚年都居住于此。在庭院中，有他自己挖掘的“愚公河”和“孤凤山”（其实只是一座小丘）。1960年雷震被以匪谍罪逮捕后，殷海光很难发表言论，并被特务严密监控。1966年，台大受到政治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1969年，殷海光在此郁郁而终。 但就在殷海光过世的历史时刻，时代正要改变。 从殷海光故居走五分钟，你会来到台北市现在重要的文化地标“紫藤卢”，许多人来这里品茶、看饶富味道的建筑，也感受丰富的历史。 这是一栋日治时期建筑，1950年后成为关务署署长周德伟的宿舍。周德伟先生本身是海耶克学生，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五零年代时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经常在此聚会讨论。七零年代中期后，此屋由其子周渝居住；由于周渝参与党外运动，因此许多党外人士与文化界人士经常于此聚会，举办活动。1981年正式改为公开经营的茶馆，有更多思想与文化座谈，迄今依然如此。 这个场所真正见证了台湾从五零年代至今的民主与思想的火光。 你在这个历史之河已经来到七八零年代爆发的民主运动。你必须再次离开台北，来到高雄，去见证威权体制如何反扑七零年代的改革力量。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从美丽岛杂志社到新兴分局派出所前的圆环举办演讲，警方强力镇压引发警民严重冲突。政府说警察对民众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反对人士则指控警方“未暴先镇”。更重要的是，事后军警单位展开大规模逮捕。 当年的新兴分局如今还在，前面的圆环街道当然不复见当年的烟硝。高雄捷运站则设立了一个“美丽岛”站，并且有美丽的玻璃艺术“光之穹顶”。当年的美丽岛事件受刑人陈菊现在是高雄市长。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关键的转折点。整个七零年代的政治改革与文化运动风潮，到美丽岛事件划下了一个黑暗的句点，而可能让台湾陷入更肃杀阴冷的气氛。然而，民间社会崛起的力量已非党国威权体制可以压制的住，而将在八零年代更沸腾地展开。 你再度回到台北。就在高雄的美丽岛事件到次年三月景美的军事审判之间，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台湾民主运动史的巨大悲剧地点，你必须去。但记住，你必须忍住泪水。 1980年二月二十八日，当林义雄还在牢里等待审判时，他在家中的母亲和一对七岁的双胞胎女儿，被不明的歹徒闯入，极为残忍地杀害，长女林奂均被刺六刀重伤。林义雄赴殡仪馆时，用头猛撞着无情的冰柜，痛哭哀号：“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们都死了….” （此刻当我写下这些字眼仍然背脊发凉，眼睛湿润） 林义雄的住宅后来被基督教长老教会买下，建为“义光教会”，每年二二八早上都会举行追思礼拜。 你知道，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以和平著称，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讽刺的是，整个八零年代转型是以林宅血案拉开了序幕，而以郑南榕的鲜血结束。 那是1989年四月七日。党外人士郑南榕办过一份又一份的党外杂志，并一再被国民党查禁。他的杂志社的口号是“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那年一月，郑南榕因为言论不为国民党所容，收到高等法院检察署签发“涉嫌叛乱”的传票。他公开宣布“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并开始在杂志社里展开自囚行动，拒绝出庭应讯。 四月七日，警方前往《自由时代周刊》杂志社准备拘捕郑南榕，郑以准备好的汽油自焚而亡，留下妻子与女儿。 1999年，这间郑南榕当时自焚的原址成立郑南榕纪念馆及基金会。你来到这一间寻常台北社区的公寓楼房，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有这么一场悲壮的大火。小小的纪念馆中当然有许多历史文物与资料，但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郑南榕自焚后的办公室被保留下来。 郑南榕自焚的一年多前，1987年七月十五日，台湾解除长达三十八的戒严，但这只是开启政治自由化的大门，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还非常的远：基本的言论与集会自由仍大受限制，国会也尚未改选。 于是，1990年，爆发了三月学运。 你来到“中正纪念堂”──这里是为了纪念蒋介石这个现代帝王的庙，而几步路之外就是总统府：独裁者总是不愿意离开权力中心。然而，建造者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广场会成为一座人民的广场，抗议的广场。 1990年3月，数千名学生来到他们戏称为“中正庙”的广场展开大规模静坐，提出四大诉求：“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并以“野百合”做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 青年的火焰在广场上燃烧着历史的新页。 一周后，在李登辉接见学生代表的次日，学生宣布撤退。某程度上，当年野百合学运的前三个诉求都达成了，尤其是国会全面改选，让台湾在进入九零年代的门槛上更往民主体制的架构迈进一大步。但这当然不全是学生的功劳，而是民主运动长期推动累积的社会能量，学生们只是扮演了关键的临门一脚。 走出中正纪念堂，你来到旁边这条通往总统府前的大道。在野百合学运时，这里还叫做“介寿路”，但九零年代中期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曾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域，多停留几分钟就会密布的宪警钉上；八零年开始，许多抗争游行都以此为终点，1994年陈水扁任市长时在这里举办一场舞会，被称为“空间解严”。这个总统府前空间的威权性格被逐渐卸下。 你曾经在这里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抗争，气氛紧张或温馨的；例如1997年，你和数万人为了抗议治安败坏而游行到这里，用雷射光在总统府建筑上打上两个字：“认错”。这是以高度创意进行意义深厚的反抗。2006年红衫军曾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集会多日，也创下记录。这两年仍不断有许多抗议活动，如农民连续来了两年高喊“土地正义”。 这些活动大部分是温驯而有礼的，不像八零年代的剑拔弩张。以背后的总统府为布景，人们在这里演讲、唱歌、喊口号，有时席地而睡一夜，然后平和的结束。 的确，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时候抗争剧目都已经是人们熟悉的，而少见激烈冲撞。但能在总统府前守夜抗争，能用镭射光羞辱这个最高权力中心，这不正是那些被囚禁的青春，被牺牲的生命，他们用一生所梦想，所争取而来的吗？ （本文完整版收於新书《时代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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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通过经济渗透，台湾及其2300万民众终将被大陆所同化。这是许多商界人士和一些外交官员的普遍观点。中国大陆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隔岸分治的省。 但真会如此吗？有没有可能是台湾改变大陆，而不是大陆改变台湾？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的台湾问题专家马克·哈力森(Mark Harrison)称，台湾手中有一件强大的武器：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民族认同感。 哈力森博士说，“谈到中国的未来，台湾实际上非常重要。它指出了一条建立认同感的政治道路。” 哈力森博士称，其中的原因在于，大陆似乎不能——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做到以下一点：为国内的各民族，包括越来越不听话的藏族和维吾尔族民众，塑造出一个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从而真正将国内各种不同的声音团结在一起。 与之相连的是：目前，大陆尚不能向世界展示，中国可以是一个开放、包容和民主的社会。但台湾却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包容性，不仅清晰地体现在台湾开放的新闻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中，也体现在台湾南部的城市台南。在这里，开馆10年的国立台湾文学馆呈现构成台湾岛多元历史的丰富多彩的文化。 这座漂亮的砖柱结构馆舍可以追溯到1916年，当时由日本建筑师森山松之助(Moriyama Matsunosuke)设计，后来得到了精心的修复整建。几十种文化留下的声音，都在馆中得到记录和展示，有南岛语系的原住民、讲当地台语的人、17世纪的荷兰殖民统治者、明郑与清领时期从大陆跨海而来的汉人、日治时期的殖民统治者，以及1949年在内战中败给共产党之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人。 对于我这个首都北京的长期居民而言，参观这样一座文学馆让人感到巨大的震撼。大陆强调的民族认同很僵硬，就连国内主要方言如粤语的传播，也受到限制。 这是一个“中国”故事——实际上，是台湾故事。它彰显着这片土地上存在的不同与分歧，坦白承认历史上的错误，包括曾经压抑异见的历史。馆中甚至展示了由汉字和拉丁字母混搭组成的 注音符号 。一些中外学者认为， 注音符号 对汉语的现代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北京政府却反对，一心想要保持语言的“纯洁性”。 哈力森博士说，所有这些都给面临边疆地区西藏和新疆民众不满情绪的大陆上了一课。 他说，“中国人需要设法让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感觉他们是中国人。他们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民族认同，才有可能做到。我认为，台湾人让他们看到了怎样才能做到。不过，大陆政府甚至根本不是这么考虑的。他们有一种殖民者的心态，‘我们为这些人做了这么多，他们怎么还不满足？’” “对于大陆的中国人来说，身为中国人是一个客观事实。你不能变成中国人。你生来就是。然而，对于台湾人来说，他们可以选择成为台湾人。”他说。这个身份的自我选择过程允许重大的文化差异存在，而不妨碍他们同为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态度是，‘我们现在都在这个岛上，我们必须学会共处，我们必须都成为台湾人，’”他说。“这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身份认同。它包容、开放。”他把这种认同称为“福尔摩沙(Formosan)的声音”，福尔摩沙是葡萄牙人对台湾岛的称呼。 在台湾，事情并非一直是这样的。1949年后的数十年里，对大陆念念不忘的国民党以铁腕统治台湾。然而，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却在暗中酝酿。1987年解除戒严令之后，对身份认同的推进逐渐加速，而且过去20年里一直在突飞猛进。 毫无疑问，哈力森博士补充道，“还有很多声音依然没有被认真倾听，包括民工和外国人的声音。不过，身份认同正在形成。” 没有人认为中国大陆会很快开始倾听台湾的意见。中国大陆曾经试图以武力威胁恐吓台湾与大陆统一，过去的10年，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大陆为了鼓励统一，给了 台湾 不少财政激励措施、增加了两岸贸易，凡此种种被一些人称为“红包”外交。 不过，不是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也许有朝一日，大陆遇到了严重的麻烦，难以继续维系一个基于前朝版图疆界的国家的统一，不得不在国内不同群体之间展开对话。到那时，也许它就会向台湾取经了。 哈力森说，“台湾人的意思是，关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思考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可以有很多方式，远远不只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倡导的民族主义。”台湾人的模式也许最终会让少数民族确信，他们的确是中国这个国家里真正平等的一员。 如果这个国家愿意倾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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