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毫无悬念地当选了新一届台湾领导人，台湾今天的道路是如何来的，有必要加以总结与回顾。但这样的回顾却有太多的障碍，因为有不少事件尚未过去，或者尚未过去太久，得经过时间的沉淀与陶铸，才看得出更多的效果。匆 忙评判当然有时效性，但判断上出错的概率却大增，因此我得老实承认这不是我的学识所能胜任的。但幸运的是，新近读到一本台湾学者陈世昌刚出的《战后70年台湾史：1945—2015》，可以拿来做思考的样本。
一
且不论台湾政权的产生形式，单拿统治时间来说，国民党在1945年后的连续统治——陈水扁以民进党身份被选为台湾领导人，也算是国民党统治的一种延续，当然这是现代政治意义的政党轮替结果——是除了清朝统治之外，时间是第二久的。第二长的统治时间，意谓着它对台湾的影响力不可小覻，尤其是对台湾当下的现实走向，有相当深长的引领和脉络性布局作用，并将继续发酵而波及台湾未来的发展。
因日本战败，1945年国民党对台湾的接管与统治，带有民族意义上的光复与胜利的光环。这光环本来是一笔巨大的统治正资产，无奈蒋介石派去的陈仪因处理“二二八事件”的颟顸残暴，使得这笔巨大的正资产，在国民党尚未败退到台湾之前，就几乎丧失殆尽。在国共内战中迅速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不得不因“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本土人士与外省人的族群对立，对政权根基及自身权力的现实恐惧和考量，从此实行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统治。“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的巨大伤痛，在解严之前一直作为“房间里的大象”持续发酵，而人们很多时候只敢怒而不敢言。
“二二八事件”纪念公园
我们大陆人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认知，一般说来，相当粗浅。因为从打击国民党的角度，当然不会放过说这是国民党残暴与腐败之所致。这当然没错，但问题很多时候是延展性与连锁性的，并不只是打击了敌人国民党那么简单，它更催生了另一个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台独，因为这是对国共两党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的立场的巨大挑战。无论你对台独的看法多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但你却不能不正视其存在。你可以说是台湾问题是自己的内政，但在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就已然存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SA and ROC）和《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就是明证。你可以说当时签约的国民党政权是不合法政权，但它却现实地牢牢地掌控着台湾的这个事实，你无论如何都抹杀不掉。概言之，如果我们说“二二八事件”是战后台湾七十年史的中轴性事件，是绝不为过的，因为很多台湾政策乃至未来走向，均受这事件的长时段影响。如果我们用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来研究“二二八事件”，将其放在台湾长时间受外来政权统治这个历史事实里，一定会看得更为细腻清楚，并为其对历史的全方位影响而惊讶。
当然陈世昌不可能以时间中轴性事件的方式来撰写“战后70年台湾史”，因为这样写既需要过于精装的各方面知识储备，也要放弃写作上的通俗性与市场销量。但他还是告诉我们蒋介石派陈仪来接管台湾，任战后台湾行政长官，并非完全是滥芋充数，因为蒋介石对台湾的重要性还是认识得比较深的。陈仪是其亲信、同乡，在日本军校有先后同学之谊，且早年利用上海地下民间组织，协助蒋介石北伐成功。作为回报，蒋介石让其从1934年至1942年当了八年的福建省主席。上任次年即代表中国到台湾参加日本治台四十周年的“始政四十年纪念博览会”。所以陈世昌说陈仪算得上是中国高官里的“台湾通”。但即便再是“台湾通”，因远在台湾而大权独揽的局面，使陈仪将其颟顸残暴的一面暴露无遗，引发影响台湾战后历史极为深远的“二二八事件”，最后没能逃脱作为替罪羊转而受死的命运。这也就是说，蒋介石的盘算不可谓不精，但国共内战的颓势，与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可谓霉运辐辏聚集。好在后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特别是陈诚的努力，为蒋介石后来败退海岛，经营台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白人都知道，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而非像大陆一样将主省政的机构与人员命名为省政府及省主席，这与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的称谓没有实质差别。同时，连权力构架与管控方式，都多所雷同。这当然并不是民族主义者蒋介石完全不明白这样造成的后果，而是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骨子里面贪爱自己权力甚于爱国家的结果——当然他的对手在这方面就走得更远，自难令他望其项背——亦是格于彼时情势所致。一来战后接收尤其是东北的接收形势极其复杂，俄国从康熙朝以来全面推行分裂和侵占中国领土的外交策略，从地缘政 治上阻击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从没有变过，甚至如今普金的外交策略仍承几个世纪以来苏俄的遗绪，蒋介石得花主要精力去应对。复次，因为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他得让陈仪到台湾快速稳定形势，以作为国共内战的人员、物资资源等方面的筹码用。再者，他也深知日治五十年对台湾的影响，想尽快将日本统治台湾所积淀下来的文化及社会建设诸方面认同感降到最低，让台湾民众在族群与文化认同上转向他所领导的中华民国。
“二二八事件”不仅直接影响了国民党对台湾早期治理，而且导致了国民党用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来统治台湾。同时影响了台湾彼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生态，因为台湾本土精英在“二二八事件”后受到了重创，所以就连彼时的反对者都是雷震这样渡海到台者为主。直至六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诞生、保钓运动的发起等，反对者才利用官方也擅长利的民族（乡土）主义完成了自身的训练，加上党外选举的联合，才使得台湾本土政治精英终得以成长接续起来。至今此事件对台湾民主后的社会转型，台海两岸关系，都产生不小的影响。预测台湾未来的变化，或许会遭遇我们有限的智商瓶颈，但它会作为台湾民众世代的标志性记忆，将会永载史册。
“二二八事件”版画
二
世事常常是吊诡的。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开始，到其1945年战败的十四年，其中到珍珠港事变爆发有近十年的时间，几乎是中国独立支撑自我保卫国家的危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拖住了日本对东南亚等方面，特别是对苏联远东的进攻。作为绝对抗战主体的国民党军队，多年来与强敌日本对抗，使其师劳兵疲，精税损伤殆尽。以至国民党军队破破烂烂地开进台湾接收的时候，让日治五十年的台湾人大为吃惊。换言之，日本在大陆把国民党军队打成筛子打残废了，使得它在国共内战中迅速败退海岛，却又在台湾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留下了一个坚实的台湾让其统治得以迅速稳定，且于197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利用手握的诸种资源与话语权重，抹黑对手，是专制制度下不对等的政治竞争中常用手段。特别对日本这样入侵的外敌，民族主义是最好利用的手段。故国民党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日本皇民奴化教育和共产党利用搅局造成的后果，这两方面或许真有影响，但主要因素却是来自国民党自身，特别陈仪主政台湾期间现实政策因应的失误。后来蒋介石统治台湾后，为了去掉日本对台湾的影响，甚至在学校强行推广国语，学生在校说一句台语（主要是指使用人口最多的闽南语），即有可能被告发惩处，其形成的恐惧氛围可想而知。
对于日治台湾五十年的正负影响，均有人研究。在国民党解严之前，贬低日治台湾当然是一种政治正确之必须。台湾进入民主社会后，有黄文雄《日本留给台湾的精神文化遗产》一书，基本是全盘肯定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说完全美化也不为过。当然像陈世昌《战后70年台湾史》这样的书，要冷静客观得多，其逐一描述日本对台湾法治、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经济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既不夸大也不掩盖，有条有理，据实道来。如果你说1939年出生于台南的陈世昌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可能对日本统治台湾除了理性研讨外，还有情感上的倾向，影响他对日治台湾的判断的话，那么我将用著名水利专家宋希尚编写的乡土读物《台湾水利》（正中书局1954年5月版）来佐证其所言不谬。
宋希尚先生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水利界有目共睹的著名专家，其于1949年到台湾之前，在大陆就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他所著《长江通考》、《黄河通考》、《治水新论》、《张謇的生平》、《值得回忆的事》、《历代治水文献》诸书我都庋藏有，有一些也翻读过，甚为赞佩。作为蒋介石所认可的知识精英，在《台湾水利》这本小册子里，他用曲笔平静地表达了日治台湾时期在水利工程及综合利用、自来水工程、森林覆盖等方面的贡献。“日据时代，因驻军及移民关系，兴办给水工程，设立自来水厂，供给饮水，颇为发达。当光复时，已有一二六处，……最近二年来又完成新建十余处，推及乡镇，照目下台湾给水程而言，其普遍性实不亚于欧美各国。”（p.24）当然他老人家是不忘要卒彰显志的：“台湾省作为我国反攻的基地，中华民族复兴的摇篮，在贤明领袖领导下，吾人更应加倍努力，致力水利，以求农业增产，工业增品，经济增进，国力增强，复国建国，多所凭依焉。”（p.45）
这样我们反过来理解陈诚在蒋介石刚败退台湾时，所采取的三项改革措施，就比较容易明白其何以能成功的原因了。三项改革措施分别是，其一为进行金融改革，发行新台币，稳定货币与经济；其次实行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稳定农村与城市；再次是鼓励私营经济，稳定民生与就业。三项改革措施，没有日治时期留下的较为厚实的建设性遗产，国民党要完成如此快的改革并取得相当的成功，实在是不可想像的，《战后70年台湾史》于此论述得相当明晰。这在我参观台湾土地改革纪念馆，得知地政泰斗萧铮博士的努力后，更是深以为然。大陆官方常说国民党运走了多少美元与黄金，又有美国的支持，才使得他们得以在台湾起死回生，这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也是事实的一部分，但并不完整。要言之，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吃败战自然有日本的因素，在台湾复振时也有日本的促力。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地纠结着，多角度观察，可以帮我们解开那些困扰我们的历史迷雾。
三
现在大陆官方与民间有些人，都在倡导儒家文化，其极端者甚至欲以儒教相号召，主张为儒教纳税，仿佛回到儒家就能马上治好中国目前诸多的现实病症。我觉得作为政治人物来说，目前找不出谁比蒋介石在台湾的时候，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但他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其言论自由与大陆同期相比，当然要高出不少。但他抓及杀的人、搞的情治系统、“万年国代”、连任六届“总统”，也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也就是，中国古代与现代重视儒家文化的人物与机构，与其说会演变出民主政体，毋宁说它是专制政体的天然盟友。
国共内战即将败退台湾时期，蒋介石抢运了一些重要学人，以及文物国宝。很多“国粉”就直截了当地赞美起来，说你看蒋公多重视知识分子与国家文物啊。我承认这也是事实，但你若看不到背后更深的一层，就太不了解贪权念位的中国式政客了。这方面陈世昌有过人之明，他说杭立武负责将国宝文物抢运到台湾，“蒋介石重视国宝的意义，表示‘传承中国正统’，远胜于国宝本身的价值”（p.77）。这就像蒋介石拚尽一切外交努力，也要维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样，其现实考量以此。一个专制的领导人还重视道统，至少表明他还要维持一点做领导人的底线，比那些明目张胆地以破坏文物、惩处知识分子为乐，视二者如粪土的领导人来说，的确要好得多。
我在台湾旅行常能搜到一些关于儒学的书籍，不少标有“中华文艺复兴委员会”，这些书的撰写显系得到国民党官方的支持。直言之，很多人讲儒学的人在彼时能得到不错的饭碗，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是拜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意识形态需要之赐。这个时代在台湾所产下的各类儒学书籍满坑满谷，但彼时也并未因此而多增添些民主。为什么呢？彼时的大陆政府玩得太激进，所有传统文化都扫进垃圾堆，至文革而达致高潮。台湾政权固然对中国传统基本是尊重的，但何尝没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味道呢？国共两党彼此树敌，互为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呈现的镜像化效果，是绝对值得真正的有识之士深入研究的。据陈世昌所述，在1955年1月《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其实美国已经限制了蒋介石能反攻大陆的可能，可惜中国大陆的人固不知道，彼时的台湾人亦必不明此情。蒋介石此后喊的反攻大陆，只是多具宣传树敌和凝聚人心的作用罢了。中国文化制度、人民与土壤培育下的瓜秧，结下的瓜大小或不一，但一母所生的事实不容否认。
儒学在彼时的台湾，固然是为民族主义张目，更主要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为什么这样说呢？日本在那里统治了整整五十年，现实上的治理不错，这就给国民党的统治形成了对比性压力。据《刘真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3年12月版）一书说，1949年4月6日台湾师范学院（后来的台师大）爆发学潮，百多名学生被抓，后派教育专家刘真前往处理。他处理得法，很快敉平“四六事件”。刘真其中之一的做法，就是通过作家琼瑶的父亲陈致平教授，请才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在师院服务的吴自甦，参与成立“人文学社”来引领学生的学习与思考。我读多本吴自甦的著述，其中就有《课外集》、《人文学社与文化复兴》二书，与“人文学社”的活动深有关系。
吴自甦在《千锤百炼默默耕耘》一文中说：“三十八年转徙来台后，反省大陆沉沦，益信大学教育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社团活动，缺乏领导，不受重视。”（《课外集》p.19，雾峰出版社1970年5月）在他看来，正因如此，大学生社团才被共产党职业学生利用，故要团结学生学习传统文化，走学术反共救国的要道。人文学社的讲解导师主要是牟宗三、潘重规、陈致平等，这些人的讲座成果，今天已分别在大陆结集出版了：牟宗三主讲《中西哲学的会通》（广西师大）、《人文讲习录》（广西师大），潘重规的《红楼血泪史》（广西师大），陈致平的《中华通史》（多卷本，分别有花城与贵州教育版）。文化上的确好像“反攻大陆”了，但救国与否则吾不知也。故不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放大到一个不得体的地步，留下智商上的硬伤，徒留笑柄，贻讥于人。
台北故宫
四
一言以蔽之，台湾的今天是众多合力因素的结果，而非一个人的仁慈与开明所致。我们的思维路径，使我们习惯于去渴望明君，同时简化自己的思考能力，所以喜欢把台湾今天的社会转型的功劳，主要归功于蒋经国晚年开放党禁、报禁、解严等。我承认蒋经国的举动堪称了不起，但台湾转型不是他恩赐的结果。诸如台湾市县选举一直存在，传统文化很少受到破坏，民间自治颇有根基，宗教信仰相对自由，等等，都是合力使台湾能以较低成本转型的因素。国民党为了表明它不是一个最坏的政党，所以在坏的道路还是有所保留。
陈世昌书中对蒋经国誉之为伟大，对其经济成就赞不绝口，我觉得总体上他的评价还算客观。但他拿自己曾聆听蒋经国的一次讲话，来生动地说明蒋的伟大之处，并由此增加其写作这本“历史”的温度——这正是《战后70年台湾史》的一大点特点——就不免有不能苟同之处。陈世昌说1981年11月自己参加革命实践研究院在阳明山举办的文教工作会议，临结束时蒋经国亲自主持并讲了两个小故事，他以此证明蒋的临危不乱，干脆利落，头脑清醒。第一是一张中共所发的劝蒋经国回祖国参观的传单，说已将其祖坟整修好的盛况，蒋谓之曰“统战伎两”；其二是蒋要撤退到台湾的前夕，蒋说自己到医院看望好友浙江大学朱校长，邀请其一起到台湾，朱却婉拒的故事，谓应验出“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这里有个显而易见的错误，那就是浙江大学的校长是竺可桢，而不是什么朱校长。作者也许是听起来音近相误，但此事不难查考。（p.146）至于说竺可桢是不是蒋的好友，那就得研究竺可桢的日记再说。不过不跟着蒋到台湾，就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的话来批评，对竺可桢这样的自由知识人，恐怕并不合适。作为一个现代人，对一个并非自己真正所选的政权，谁有尽忠的义务？而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哪里轮得着民众为自己选举的领导人去“板荡见忠臣”呢？
无论从言论上来看，还是从行动上来说，台湾多少人起来反抗，简直不计其数。不少人甚至因此丧命，以至有的如今依然是悬案，如支持党外人士所办《美丽岛》杂志的年轻数学家陈文成之暴毙台大研究生图书馆等。至于1980年2月28日发生的林义雄一家的灭门案，就更是血腥得让人永志不忘。这说明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我们都不可以用诗人的想像将其浪漫化，否则对那些奋起抗击的死难者就属不公。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特别是美国因素对台湾当政者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美国弃台湾而与中国大陆建交这个外交事件，其蝴蝶效应尤其强劲。尽管美国摒弃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而在该条约废止前用国内法《台湾关系法》的方式将台湾更为有效地保护了起来——其实美国主政者利用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原则，在外交这一点上也可谓擅利用其政治运营的缝隙，因为任何总统签发的建交公报之效力都大不过国会通过的法律——但台湾朝野的危机感却是难以平复的空前强烈。不管政党轮替多么顺利，但今天的台海关系，依旧受制于中国大陆、美国、台湾特别是中国大陆与美国角力的因素。对此，陈世昌着墨甚多，大家可以去追读该书，不劳我来多言也。
1947年2月27日傍晚时分，台北市专卖局缉私员和警察，为要取缔因维持日常生计而贩售“私烟”的寡妇林江迈，开枪杀死一名无辜的围观群众陈文溪，而引致“二二八事件”。2016年1月15日晚台湾艺人周子瑜因被举报、受压被迫道歉，直接掀起台湾选情新波澜，蔡英文当选又得一意外助力。两件事波及面看似不一样，但只要我们略具前瞻性，就会得知这对台湾未来走向会产生不可小视的影响。真正影响历史的事情无论大小，只在于这事是否真正能戳痛人心要害。让我再多说一句这次大选，若你是个真正的台湾观察者，就应该意识到传统南北地域票仓的概念过时了，蓝绿的分野落伍了，世代交替主宰台湾选举的时代到来了。这也是观察周子瑜事件，我们不应该忘记的角度，否则你很难读懂当下的台湾。
图书信息：陈世昌，《战后70年台湾史：1945—2015》，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2月版。
2016年1月16日台湾选举日写，17日凌晨1时定稿于成都
原标题：《风雨兼程七十年：评<战后70年台湾史>》，发表时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