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一個作家的訪問自然是要談文學。但是作家直言相告他的狀態：他對文學的作用產生懷疑，甚至他自己已有半年失去了寫作狀態。他並不用創作瓶頸來形容，因為對於一個一生都在寫小說的人來說，素材和技巧已了然於胸。他只是人過中年開始尋找意義。
我得感謝閻連科的坦誠，這樣一個具有國際聲譽的作家對自己的焦慮和虛無感毫不掩飾。我想閱讀小說的最好方式是看這個作家的全部系列，那麼在閱讀的同時，也閱讀了這位小說家。他是一個作為個體的人，在世俗給人的焦慮裏，作家從不能倖免，甚至比普通人更脆弱。
文：鞠白玉 攝影：王天遲
只當陪人散步
這一年的年初，閻連科的名字出現在英國布克國際文學獎最終決選名單中。之前莫言獲諾貝爾獎，已經讓中國人明白華語寫作在國際文壇上並非無足輕重，所以若閻連科獲獎也不應意外。
但他並不抱指望，或者說並不迫切：「我們只當是陪人去散步的。」
六年前我們的採訪在他的家裏，因為太太回老家照顧母親，他要在家陪伴兩條狗，那時他的頭髮還只是摻雜些許白髮，現在已經滿頭銀髮了。五十四歲的閻連科憨厚地笑着，他在朋友圈裏有着好名聲，盡管大陸文壇對他的作品始終持有爭議，他不在乎這些，他只在乎他的生活。
從兩年前開始的拆遷風波，令他失去愜意的田園生活，即便他是再有名望的作家也難敵強權，他為守着那片土地和政府僵持很久，還是沒能保留。幾十年裏他寫了諸種荒誕，那些荒誕在他面前復演。最後他悲憤地在微博上發表一篇長文以示和田園作別。他當年想逃離土地，但土地之於他，其實也從未能真的擁有。
最初為了名利
閻連科與莫言有着極為相似的背景：農村出身，物質匱乏的童年和精神困頓的少年生活，為跳出農門才去參軍，為免於轉業回農村而選擇文學──只有這一條路能使他們擺脫農民的命運。
這一點他從不諱言。「文學被利用了。」他認為這是他們這一代人的悲哀。「我們最初真的是為了名利。」
當年女作家張抗抗通過一篇《風水嶺》能從東北農場調到哈爾濱，從無望的知青一夜之間成了文人。他還在讀高中，看了這條消息，意識到他能靠寫作找出一條進城的路。他的處女作是三十萬字的長篇《山鄉水火》，寫階級鬥爭。
母親把那部小說的手稿當成火引子，燒火做飯了。
寫畢了痛哭一場
而後的生涯就是一個職業小說家的通常線索，寫，不停地寫。無論是部隊文學，為黨寫的，為體制寫的，後來是為自己，為和自己一樣的人，為鄉民，為人群。他也說得直白：必須出名。
在部隊裏呆了26年，他經歷過身體極為糟糕的時刻，寫的小說因「意識形態」錯誤，受部隊打壓，他得立功贖罪為部隊寫長篇劇。很多年裏他的頸椎腰椎幾近癱瘓，要躺在殘疾人專用的榻上仰面朝天寫，住房小，沒有寫作間，為了他創作不受打擾，妻子常常要在外面蹓躂到很晚才敢回家。不知是身體的疼痛還是精神的壓抑，他常就痛哭了。寫畢了更要哭一場，自己步行到荒郊野外，看着蒼茫夜色流眼淚。
以往的日子那麼艱難他也挺過來了，承認了一個中國小說家的宿命。他也未在強權下屈服，逐漸找到寫作者的自由，他是他自己作品裏的獨裁者。
鄉下尋常生活
他似乎應該為今天的一切感到幸運，不是嗎。否則他預測的最好結局是：建築工地上的包工頭兒。可他借筆耕馳騁着，忽地就頹然了。
現在他對我說：「如果能從頭再來，我不會選擇寫作。」
「從去年八月到現在，我每天都在混過去。寫好的東西不想改，寫了一半的東西不想回頭看。我也不知道原因是甚麼。突然寫作失去了一切意義。」一個筆端叛逆且憤怒的作家，在人過中年後突然說出這樣一番話，令人感到意外。
「這樣說很令人失望吧？但這是實情。」他笑着。他真是河南人的典型樣子，臉龐寬闊，闊鼻大嘴，眼神很深沉，像一個永遠恥於說謊的人。
「悲劇還在於我五十四歲了，沒有機會能做別的事情了。人當然無法後悔甚麼，只能獲得某種經驗，我的經驗告訴我：有錢有名都沒意義。我看着現在的年輕人，那麼愉快、陽光，有意無意地去領略生活的真諦，而不用去拼了力氣。 」
半生都在寫作的小說家對自己的寫作生涯生出悔意。這些年裏他常回鄉下，去過那最為尋常的生活，陪伴他的老母親，看他姐姐、姐夫們從事最為普通的營生，他都覺得那是一種扎實。「作家未必比包工頭愉快。」
他曾買下北京南郊的土地，給自己建了一個菜園子和寫作間。他買農具、種莊稼、觀察鳥蟲。一個不想伺弄土地的人最後渴望擁有一塊土地可以耕種。現在土地變成了一條公路，他四處尋來的農具也束之高閣。
沒有青春快樂
我想他是累壞了，在常年的寫作中，他去探究世界的荒涼世事的荒誕和人心的善惡，到最後總會喚起虛無。只有土地是真實的。
「所以我常感到悲觀。寫完《四書》後我寫了《發現小說》，想把小說這事梳理明白。結果寫完了就壞事了。我很懷疑寫作是否我生命的部份？或者別的作家這樣說話時我還信嗎？當一個人不再和年輕時一樣為名利或其他目的而寫作時，還有甚麼力量支撐？」
他認為創作動力和年輕的體力精力是相關的，也只有那時才有飽滿的激情，「可是『老』早晚要到來，誰也不知道一個人的創作生命能否延續。我們從前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俄國名作家），現在的孩子還知道他是誰嗎？但這沒錯，我從不抱怨孩子們不讀書。現在你明白生命只是這麼一個過程，為甚麼非要有文學？如果他能過得快樂，他靠其他任何方式能獲得愉悅，為甚麼不呢。我們這代人將文學看得重要，但沒理由這樣要求別人。我不覺得只有文學才能保證生命質量。」在他的堅持下，他的兒子在英國讀法律，而不是文學。
「我羨慕今天的年輕人，他們可以只把讀書當成愛好，他們有知識就夠了。」在部隊時他因作品受處分寫檢查，調到作家協會時又因被禁作品惹風波，退出作協後進了人民大學，他感激這所學校給他的寬鬆待遇，可是多年來的文壇傾軋和作品屢禁，令他對人性深深失望。
「所以我更愛和年輕人相處。年輕人們有開闊的心胸且慷慨。相比之下我們沒有青春快樂可言，從你出生第一天起就是成人化的。可是不成熟才應該是正常的啊，三十歲以前的人就應該充滿孩子氣。」
閻連科：
作家，1958年生於河南，1978年入伍，畢業於河南大學，解放軍藝術學院。主要作品：《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等。曾先後獲得第一、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等國內外文學獎項二十餘次。2004年退出軍界。2012年曾在香港浸會大學擔任駐校作家，2013年，入圍第五屆布克國際文學獎終選名單。
我仍是農民的兒子
「如果不是別人催我我絕不動筆。」閻連科有數個絕好的長篇素材，就是沒有動力開工。
或許他需要個長假旅行，或像俄國作家納博科夫一樣的生活方式？他苦笑道：「納博科夫一直是租房，他一生甚至不買一個家。而一個傳統的中國男人，尤其是我們這一代，被名利事業婚姻家庭所累，我們甚至被文學所累。」
他從三月開始會有一個從美國到歐洲的旅行，他希望回來能將餘下的半部寫完。
「真悲觀，這就像一個人的旅行終點是要走進一個酒店。我為甚麼要從北京的酒店走到美國的一個酒店呢？這和人生意義是一樣的。」
從土地走出來的人，言必談及土地。莫言在任何場合談起他的家鄉都是一往情深，閻連科同樣是愛恨交織。當年他以文學為手段，想要逃離和背叛，「可最後全部的努力都是枉然，你用盡一生，發現甚麼也無法擺脫。你仍是農民的兒子，仍然熱愛那裏，仍然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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