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下中國的社運來說，當前的任務不在於重建反對黨或者反對派，重要的是重建反對派文化。佔房可能創造一個契機，培養出反對的文化和力量。
文/吳強
從 2011年 1月 25日起埃及青年佔領開羅塔希爾廣場，到當年 7月數萬市民佔領特拉維夫的市中央搭起帳篷要求社會正義，再到 2011年 9月 17日紐約華爾街佔領運動，佔領運動這一最新的社運形式蔓延全球，以最溫和的激進方式要求社會改變。
在中國這個晚期威權的、對社會實施強大的社會控制、不斷進行所謂社會
管理創新的國，社運發展當然不能寄予如此厚望。然而，當維權運動在各地遭遇低谷，愈來愈多的維權積極分子受到打壓，在北京雨灾「7•21」的頭七，一小群人在北京的一隅，正式發起了佔房運動。在哀鴻遍野的社運低潮之際，以進攻性的佔房運動再次吹響了社運的號角。這個信號值得所有關心中國社運未來的人們、深受住房不公正、城市非正
義之苦的市民大眾們重視。
城市空間不正義
中國城市化二十餘年來帶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城市非正義的方方面面正在嚴重破壞城市生活和秩序本身。比如自行車道路面積的縮減、胡同區原住民被迫搬遷到城郊、奇形怪狀大型建築破壞了傳統城市天際線等等。其中，最嚴重的又莫過於住房的不正義，而且情形在愈發達城市愈嚴重。
2010年，國家電網公司在全國660個城市的調查顯示，高達6540萬套住宅的電錶連續6個月讀數為零；同年，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城市科學系課題組，對北京50多個2004年到2006年售出後入住的社區用電情況進行抽樣調查，得出27.16%的住房空置率結果；2012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的電子網格地圖錄入居民住房房間數為1320.5萬套，空置房屋381.2萬戶，空置率28.9%。
高空置率意味着顯而易見的腐敗、投機、剝奪和浪費，而它的另一面是弱勢群體逼仄的生存狀態：大約100萬生活在北京地下室的「鼠族」，至少10萬 「蟻族」生活在燕郊、唐家嶺這樣的城郊結合部或者城中村，或者在市內其他地方依靠群租降低租房成本。此外，較為隱性的一個群體則是住在傳統城區、胡同裏的人群，不確定且野蠻的城市改造可能將幾乎所有舊城區居民一夜間變為無家可歸者，而等待分配廉租房、限價房和經濟適用房的人群則面對複雜、不透明、官僚主義、被內部控制的福利房分配制度而無所適從。更為急迫的則是棲身北京南站附近天橋下的上訪人群，他們是真正的無家可歸者，受城市空間不正義受害最深的人群。
歐洲的佔房運動經驗
而在1970年代的歐洲，也經歷了規模相當的城市改造，主張住房公平的佔房運動隨之興起，一度佔據了68革命後社運的主流。戰後歐洲福利國家體制的建立，雖然較好地解決了住房分配的問題，也實現了階級緩和，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少數群體的住房需求被忽視，還有68革命之後產生的自治運動，他們不僅着眼於促進城市的住房正義，也堅持通過激進的佔房方式來吸引公眾對城市空間不正義、環境問題等的重視，還努力尋找自身的集體空間，這便是歐洲佔房運動的起源。從1970年代以來，整個歐洲最著名的佔房運動分別發生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德國的柏林。在當時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大部分抗議活動中，都運用了佔房戰術，尤其在城市改造中，佔房者和城市改造的受害者結成同盟。
1970年代初，法蘭克福大約有5、6千人參加了佔房運動，最後以撤出告終，但是通過佔房運動，宣告了法蘭克福實際存在着兩個權力結構，一個是掌權的社會民主的，而另一個是佔房的激進主義者。這種類似於捷克反對派的平行空間，幾乎存在發生過佔房運動的任何一處，也是佔房運動的政治意義所在。 1979年，在柏林的Kreuzberg，佔房運動開始，並在翌年底演成「造反81」(Revolt 81) 運動。到1981年夏季，165棟房屋被佔領，分佈在Kreuzberg和Schoeneberg兩區。
東柏林1963年到1981年也經歷了一場拆遷運動，大約一萬套住房被拆，而柏林牆倒塌之後，再度興起新城市主義的改造熱潮，東柏林的新佔房運動便始於1989年12月，集中在內城。當時的內城空置了大約2.5萬套住房，其中一棟稱作Tacheles，也叫藝術百貨商店，便被一群由藝術家和學生組成的無政府主義者佔領。他們的佔領和實際使用，將Tacheles變成了公寓、酒吧、影院和藝術空間的混合體，變成了柏林的社運據點和無數次運動的發起地，一座始建於1907、曾經歸屬AEG公司後來成為東德的一間藝術學校，便有了「活着的廢墟」的意義，成為柏林的新地標建築，每年有多達30萬遊客前往參觀，以至於當他們面對1990年代直至21世紀的數次「強拆」之際，都有大批柏林市民加入到捍衛Tacheles的隊伍中。對普通的柏林市民來說，被佔領的Tacheles已經成為柏林精神的一部分。
佔房運動的前景
放在中國的語境下，雖說還難以預見，佔房運動是否將在可預期的時間內成為一場規模巨大的群眾性運動，但是，佔領空屋，特別是佔有那些對城市不正義負有直接責任的貪腐官僚的金屋、以經濟適用房名義興建的公務員住宅和大型國企住房，則有着現實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便於佔房活動分子以小組方式佔領，或者組織拆遷受害者集體佔領。至少，可以塗鴉的方式在這些不正義的空房外、社區外噴塗，象徵性地宣告佔領。這些小型行動和象徵行動，都將可能極大地鼓舞起社運士氣，向日益倡狂、特別是那些以保釣口號為掩護、走上街頭對平民財產進行打砸搶的法西斯主義者進行回擊。
至於佔房可能遇到的法律問題，有內地法律專家指出，佔房是佔用空置房屋的使用權，以自我賦權的方式實現房屋的使用功能，並非主張房屋的所有權，法律上不構成以侵佔他人財產為目的的非法侵佔，相反卻促進法律界和社會認識到私有財產不得違背公共利益的現代財產權原則，對於匡扶社會分配正義特別是住房公平有着重要的自發矯正作用。
而更重要的，作為一種直接行動，無疑，佔房是激進主義的，但也是最為溫和的激進運動。對中國今天的社運來說，當前的任務不在於重建反對黨或者反對派，這些努力在過去二十年裏先後多次勇敢嘗試均失敗了，重要的是重建反對派文化，佔房可能創造一個契機，培養出反對的文化和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性的佔房運動幾乎是擺在所有中國社運和自由派面前的必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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