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查韦斯时期拉美左派运动不会停滞但将面临调整，左派执政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温和左派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强；拉美左派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调整和再塑造的挑战；拉丁美洲的中左派力量仍然面临着民主巩固的难题，会面临更加有力的反对党的挑战，需要构建有力、合法和更具代表性的政党。”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逝世引发了人们对拉美左派运动走向的关注。左派力量在拉美政坛过去十多年的崛起是继拉美民主化浪潮之后的重要政治发展，这引发了人们对拉美左派运动的广泛思考。
崛起
自20世纪末以来，一大批拉美左派政党相继赢得本国大选上台执政，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位于南美洲。到2008年，除哥伦比亚之外，其他南美国家已经基本由来自中左派政党的领导人执掌权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和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他们虽然都被归类为左派领导人，却因代表了两种执政风格和路线，因而被分别视为激进左派和温和左派的代表。拉美左派的政治实践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拉美左派力量的崛起是对华盛顿共识指导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失败的回应。上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采纳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改革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惠及该地区的大部分民众，这是拉美左派政治力量上台的社会基础。贫困、贫富差异拉大以及社会暴力猖獗等社会挑战日趋严峻，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向华盛顿共识发起挑战。
其次，拉美左派政治的兴起是在民主的框架下的。与传统左派的革命路线不同，拉美本轮左派政治领导人多数通过竞选的路线上台。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拉美左派向温和主张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便对于饱受争议的查韦斯领导的玻利瓦尔共和国，西方国家也普遍认为它是民主的。查韦斯通过赢得大选实现执政，政府权力基本在宪法的界限内运行，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并在选举中进行竞争。巴西前总统卢拉更是在经历过多次竞选失败后才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他在执政期间虽然也推行了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政策，但并未对本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进行激进改革。
第三，拉美左派政治在对外政策上普遍带有“反美”色彩。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政府举起了反对美国霸权的旗帜，尖锐批评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古巴问题和拉美反毒品等议题上的政策，并试图通过石油出口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派领导人维持着与古巴领导人的友好关系，并在美洲国家组织峰会等场合为古巴恢复正常外交地位仗义执言。巴西的卢拉政府在美洲自贸区问题上采取了消极的立场，并和委内瑞拉等国合力推动没有美国参与的南美和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些国家的“反美”基本没有伤及与美国的双边经贸联系。
影响
拉美左派力量上升对民主政治产生多元影响，民主竞争和制衡相对下降，但民主参与程度普遍提高。拉美政治向左转引发了西方国家对拉美民主前景的担忧，特别是左派政治对民主品质的影响，比如担忧直接诉诸民众的、压抑少数派的民粹主义政治会损害民主制度中的制衡机制。委内瑞拉政府直接诉诸全民公投修改涉及总统任期的宪法的做法常常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尽管如此，民粹主义思潮和左派政治的兴起也反映了民众对过于看重民主形式与程序的失望，他们开始重视直接诉诸民意和代表民意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以委内瑞拉为代表，拉美左派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社会中下阶层的选民在政治上被动员起来，并在民主的框架下追求其经济和社会权利，民主参与的程度大大提高。女性和原住民的政治权利在左派力量执政中得到较大提升。拉美国家的女性领导人比例之高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占拉美总人口10%的印第安人后裔的政治权利也在玻利维亚等国得到宪法保障。
拉美左派运动引发了该地区对社会发展的广泛关注。公民不仅需要民主实现政治权利，也需要强大而有效的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包括失业、公共安全、教育和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质量等。拉美左派的执政纲领中通常均包含了相当比例的社会议程，并试图从机制上予以保障。厄瓜多尔新宪法规定除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外，增设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由社会各界公民组织推荐、选举产生。巴西政府于2003年成立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促进各界进行社会发展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一些种族成分比较多元的国家，尊重文化差异和不同族群的平等政治权利等也成为左派领导人关注的重要内容。环境保护等议题甚至列入宪法。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左派政府的用于消除社会不均和贫困的社会开支和公共投资大幅增加。
拉美左派运动还引发了该地区对发展模式的深入反思。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消极后果的同时，拉美国家也在思考适合自身的发展理念与模式。1998年拉美国家提出圣地亚哥共识，2007年拉美世界经济论坛对此予以重申，并确定了五个优先发展的领域，即教育、环境、研究与开发投资、高效的税收和基础设施，希望随着经济的增长改进收入分配，充分利用贸易、文化和金融流动提供的机会和创新潜力，实现并维持较高的生产率和均衡的增长。以基础设施为例，拉美要稳定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改善地区能源安全，必须投资基础设施并使其升级换代。南方银行等一批服务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合作的机制相继成立。圣地亚哥共识代表了这一地区转变发展模式的思考。智利和巴西在实践该模式中表现突出。
拉美左派运动致力于扩大国际经济的参与度，增强了该地区在经济和外交上的独立性。拉美中左势力主要集中在南美地区并非偶然。该地区国家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地区外政治和经济联系以及推动南美一体化方面成绩斐然。以巴西为例，卢拉政府积极推动南南合作，该国在保持与欧美的传统联系的同时，大力拓展了与中东和非洲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等国在洪都拉斯政变、巴拉圭政局变动等事件中积极发挥影响力，维持民主在地区政治中的地位。巴西和阿根廷在G20中增加了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
前景
后查韦斯时期拉美左派运动不会停滞但将面临调整，左派执政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温和左派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强。以巴西为代表的温和左派奉行亲市场的经济政策，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均保持着较高的活力，注重经济发展的社会和环境效应，对外政策比较温和与多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拉美国家中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查韦斯最近一轮大选的竞争对手卡普里莱斯也表示他比较推崇巴西发展战略。查韦斯去世无疑是拉美左派政治崛起的一次重大挫折，但这种消极效应不应被过度放大。拉美左派执政国家在后查韦斯时代将会得到较少的来自委内瑞拉石油美元的支持，这要求他们能够更积极地与地区组织开展合作、强化国内经济政策调整、提升企业的效率，更多地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发展的机遇。
拉美左派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调整和再塑造的挑战。拉美左派的崛起客观上得到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支撑，从而能够推行其扩大公共和社会支出的财政政策。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的情况在这方面都比较类似。在公共部门收入不高，缺乏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维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或进行大的调整的难度上升。委内瑞拉等国奉行的激进国有化政策，不仅损害了美国等企业的投资利益，甚至引起了拉美国家内部的纷争。
拉丁美洲的中左派力量仍然面临着民主巩固的难题，会面临更加有力的反对党的挑战，需要构建有力、合法和更具代表性的政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而非仅仅限于政治层面上，构筑更富包容性的民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左派政党进一步提升其执政能力。在普通民众被动员起来的情况下，如果政治制度或者政党不够成熟，那么就会导致脆弱国家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治往往被跨国公司和资本所控制，如果政党缺乏独立自主代表社会需求的能力，那么它就容易丧失其执政的合法性。腐败问题也是拉美左派必须解决的难题。巴西罗塞夫政府的一大特色就是向腐败发出强有力的挑战，然而这并没有被其他拉美国家效仿，但反腐败的需求并非不存在。如果不能有力解决经济发展不平等的问题，选民不仅会尝试给反对党机会证明自己，而且这最终会伤害到拉美民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