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英国的不少媒体人很激愤，因为它们将面临新的监管机制——3月18日，英国主要政党达成了新的媒体监管协议，同意成立一个新的独立媒体监管机构。
虽然一些习惯了标题党的媒体打出了“英国媒体面临‘史上最严厉’监管”之类的标题，但正如财新驻伦敦记者张翃昨天写的那样，类似评价是一种误读：
“虽被称为‘英国史上最严厉’，但18日凌晨达成的这项媒体监管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强制力。首先，协议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监管机构，但该机构非政府直接管辖，而是媒体自治，且媒体并无加入的义务。……其次，该机构的法律地位并非由法律奠定，而是通过‘皇室特许状’（Royal Charter）创立。也就是说，英国仍然不会有专门针对新闻媒体的法律。事实上，这点正是几个月来监管改革谈判胶着的原因所在。”
媒体的监管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长期浸淫在中国的特殊媒体制度之下的人，很容易丧失对这一议题复杂性的理解：以为欧美的“自由世界”不存在什么监管的问题，以为只要让某个部门消失，中国媒体面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种想法，很傻很天真。
像任何行业一样，媒体天然抗拒监管。而媒体特殊的社会功能也要求它必须拥有独立的地位，避免其他力量的干扰。因此，媒体自治普遍被认为是最好的模式。
但问题在于：媒体自治这件事，到底靠不靠谱？甚至从哲学意义上而言，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到底存不存在？
从很大程度上说，英国媒体面临的新监管机制，是它们自作自受的结果。如果没有《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也就没有今天的这桩事。丑闻的爆发，证明英国媒体目前的自治是无效的，改革是必需的。至于怎样改，是由政府直接插手，还是在媒体间达成一种更有效的自治方式，则是另一个话题。
英国同行的遭遇，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假设——嗯，仅仅是假设而已。假设在当今的中国，我们举行一场全民公投来决定对媒体的监管方式，在“媒体自治”与“政府设立机构进行管制”之间，民众会怎样选择？
媒体人当然会投票给自治。而且，我相信会有不少媒体同行信心满满地认为民众会投票给自治。但老实说，我真的不乐观。
想想那些曾经被不靠谱的新闻报道伤害或欺骗的当事人，想想那些已经对媒体初具辨别力的受众，想想网络上对某些新闻报道如潮的骂声，甚至想想那些侵犯同行著作权的媒体人，民众真的会对一个要求自治的所谓媒体共同体怀有信心吗？
媒体的独立性被干涉之后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隐性的，但无效的媒体自治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显性的，媒体最终只能自食其果。媒体人如果不能真正具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约束、自我管辖、自我净化的能力，那么无论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都永远得不到自治的地位。——可惜的是，这种反求诸己的能力正是习惯于指点江山的媒体人极易缺乏的。
正如新闻史上那份经典报告的名字：“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这里的“自由”和“负责”，不是因果关系，不是时间先后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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