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 Dough Meigs)
(文章刊於2011年《信報》)
望著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佔屋運動相片，被霸佔的地方通常都會出現一個由圓形和箭咀組成的記號。朋友說，記號像相機上的閃光燈圖符。
相片是韓國藝術家金江的一部份展品，也是這個名為 綠洲計劃(OASIS Project)的發起人與她拍攝的一連串記錄。金江早年於大學修讀藝術系時已經是個積極的學運份子，畢業後驚覺普遍韓國人都視藝術為上流社會的玩意。她相信創作是每個人天賦的能力，不一定要受學院正統訓練才能成為藝術家，所以立心把平民藝術發揚光大，創辦工人藝術組織，辦教學，辦雜誌。後期旅居法國的時候接觸到佔屋運動，為她的社區藝術計劃帶來新的思考：「過往曾經於藝術工作、社會運動與生活需要的問題之間盤繞，這三件事情於我生命之中都是這麼的重要，總無法貫穿起來，卻又作不出取捨。對於我而言，佔屋運動就是當中缺少的環節。」
於是，金江把佔屋與藝術結合的概念帶回韓國，成為綠洲計劃。計劃參與者在全國不同的棄置建築裡面舉辦展覽和各式各樣藝術活動。由數小時至數個月的佔屋運動當中，也能體驗共同生活的優劣：「現代資本主義模式的生活，每個人都是孤立的。參與佔屋，你必須與其他人一起進食，一起作出生活的種種決策。當然有時商量太久也是會累。」2004年韓國政府興建大型藝術中心，金江與其他藝術家認為此舉只有勞民傷財，未能實際發展藝術，便佔據剛剛落成的中心長達13小時，結果牽起社會廣泛討論。金江認為，短暫的佔屋也能引起多角度思考。也對，就如閃光燈，一瞬也好，好歹也能照明。
然後我又會想到日本的市村美佐子 ──同樣都是在歐洲碰上佔屋運動後產生巨變的藝術家。市村曾經也是東京的樓奴，然而到荷蘭求學時受佔屋運動啟發，八年前毅然決定到公園過露宿的生活，並著手連結區內露宿社羣，推廣以物易物的生活，搞茶座，自助繪畫班，「有家者」也能參與。由於許多無家者都曾經是建築工人或大廚，所以在條件匱乏之下也能住到穩固的帳篷，嘗到佳餚。她亦以女性露宿者的身份去關注女性於無家生活當中面對的不同難題，例如會一起手作精緻可愛的針織衛生巾，並交流女性自我保護的情報和心得。
三年前，東京政府靜悄悄地把宮下公園售與Nike，並動手改為其主題公園。於是市村發起No-Nike運動，企圖與其他藝術家在公園裡舉辦不同的藝文活動，用藝術手段保護公共空間與棲身於裡面的露宿者。抗爭運動拖延了工程，公園也不敢明目張膽改名，卻為了趕絕「閒雜人等」而每晚關閘。市村氣結，不明白為甚麼公共空間居然可以「上鎖」。我不語，想到香港的公共空間失守，我們早已習慣重門深鎖、甚麼也不能做的公園了。
金江與市村的分享有非常類近的氣息，也有多處類同的經驗。藝術於她們的想像下，總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舉二例：市村走到於市內被惡意焚毀的紙皮屋內住了半年，起初作為行為藝術，她總會穿起背上有顆巨星的外衣，後來乾脆把泛銀的星星貼於紙皮屋外。路人不明白一地星星的意思，便不敢再作滋擾，鄰近的露宿者更因為星星的「保護」作用而遷近；於韓國，金江與一眾藝術家也會幫忙在紙皮屋上畫上許多的大眼睛，因為露宿者害怕都市人的目光，而大眼圖案像是在反望遊人，使人生畏，不敢久望。原來於生活當中，藝術竟能如此介入，保護小眾，激起討論，使人反思。
接觸到這兩位藝術家，如何不能設身處地，想想香港的事？如果想到佔屋、社區介入與藝術行動，與上述的經驗最相近的就是二月份於菜園村原址的「新春糊士托」藝術節。細心思考，這不就是一連兩日、全港公開參與的一次佔屋盛事嗎？面對強行拆村，眾多藝術家都積極介入，他們都在村裡貼星，甚或留守對抗。原來我們趨之若驚，看似非常手段的佔屋運動，早已完美地演習過。
有趣的是，看著綠洲計劃的主旨「為城市中閒置及荒廢的地方帶來生命的空間活化計劃」，竟然與發展局的「活化工廈」計劃理念沿出一轍，那為何藝文界面對活化工廈會如此膽戰心驚？道理很簡單，就是我們的政府從來也不重視民間的自發發展，這已經不是藝術與否的問題了。你可曾見過政府官員稱讚工廈的用家「感謝你們用音樂創作活化了這棟廠廈」，亦或「幸好你們在這裡繪畫，不然這麼多單位就要荒廢了」？香港面對如斯荒謬的土地政策，看見這麼多無家者，被逼遷的劏房租戶，藝術與生活的結合行動是必然發生的。眼看西九施工，想起市村的一句話：「公園，是因為人的行為而成的。」而我又望著一座座被殺校的空置校舍，不解為何教育局遲遲不肯放回用地，然後我又幻想於空置的課室裡辦繪畫班、於禮堂搞音樂會、於草地耕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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