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來，香港熱議由一位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所提出來的「佔領中環」構想。這構想的目的是要透過一次有高度組織的「公民抗命」，逼使政府推出 2017年真正符合普選標準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一向屬於「溫和派」的論政學者，以及公民黨和民主黨都相繼表態支持。抱懷疑態度的意見領袖，反建議以全港為單一選區的「超級議員」、民主黨何俊仁首先辭職，以觸發「補選」來作「變相公投」。何俊仁也聲稱「現在已是決戰時刻」，「辭職是微不足道」。所以，雖然計劃仍未到具體落實的階段，但已「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事實上，對香港人來說，公民抗命並非什麽石破天驚的建議，只是這次的計劃的思慮比較周詳，而且是由一貫立場溫和低調的學者提出。在目前香港政治低氣壓底下，它適時地為民主運動提振了士氣。
近兩三年以來，「泛民」陣營內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嚴重分裂，無止盡的互相攻擊，互不信任的懷疑主義不斷蔓延，客觀上已對民主運動造成破壞。社會上冷漠、猜忌和走偏鋒的風氣正日漸滋長，民主運動陷入了「犬儒—躁動—更犬儒」的惡性循環的困局。在形勢繼續惡化前，如果還沒有提出一種溫柔而沉實，堅定而不退縮的「非暴力抗爭」主張，香港就只會在鷸蚌相爭之中，讓建制漁人得利。
戴耀廷解釋佔領中環的構想，認為重點不在癱瘓中環，而在參與者願意承擔罪責所帶來道德感召。筆者認為，這項見解十分正確。不過，其意義也許不在於這些行動激發出來的道德感召，會保證在爭取當政者讓步時十分有力，而是在於「承諾」、「責任」，以及促成人們作出這些「委身」的決定所必需的「對話」、「聆聽」、「說服」﹑「慎思」、「辯論」等等。因為，這些東西正是修補或者重建香港正在日漸崩壞的「公民社會」團結所最必需的元素。
事實上，香港人在過去十年，錯失了兩次在政治生活中實現真正公民社會團結的契機。第一次是 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在「民氣」絕頂旺盛的情況下，並沒有接續以一些其實可以很溫和但亦堅定的方式 (例如「百萬人聯署」)爭取立即落雙普選，展示香港人的團結。當其時，人人都開口讚頌香港人「和平理性有秩序地」展現了公民社會的自發性。但實質上，對於如何從「自發性」落實公民社會持久的團結，和展現對民主訴求的執著，其實毫無頭緒。於是乎，董建華下台後，「七一」所象徵的「公民社會興起」便日益空洞，每年節慶般的遊行便迷失在「多元」的假像背後。
第二次香港公民社會錯失其團結的機會，是 2009年失敗的「五區公投」運動。「泛民」黨派缺乏互信，也沒有展現足夠的政治技巧，領導公民們進行有效有誠意的民主討論，在差異中尋求共識，為共同目標作出負責任的決定。這既是泛民領導無方、心胸淺窄所致，但也正好暴露了公民社會低沉苟且，對政治議題有心無力、坐以待斃的實況。
事實上，公民社會是抵擋國家權力的最重要防線。但它的組成，不是純粹的尋利者，也不是頭戴光環的英雄，而是有公共責任感、承擔感和執持公共理性、參與公共討論、守護公民道德的具有公民自覺的人。只有具備了上述這些超越了自利目標的公民，才會對公共生活作出犧牲和承擔，相互尊重每個公民的權利和尊嚴，而不會單純視「他人」為工具。
然而，沒有經過運動歷練的「私人」，就只能抽象地肯定公民社會的價值。只有在公共生活經過危機的挑戰，人們才會真正珍重支撐良好公共生活所需的對話能力、聆聽能力，反思能力和責任感。不同於那些基於族群、膚色、宗教、利益、國家權力等的團結，公民社會的團結是建基於平等對話而達成的。它的根底是自由主義，但它堅固而強韌。
香港人過去所擁抱的自由是贈予而來的，香港人的自由主義價值是淺層而不耐衝擊的。或者只有透過諸如「佔領中環」的運動，香港人的自由主義公民主體性方會真正站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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