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去紐約，終於看到慕名已久的《大紀元》報，但還沒細看就先笑了：版式看上去咋那麼像《人民日報》？再細看社論，也跟人民日報社論一樣八股不堪，甚至抽換某些主語和賓語，整個句式和人民日報社論幾乎一模一樣。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當然理應受到譴責，但用中共的語言和思維模式去反共，這是另一種「深度中毒」。最近在香港街頭看到顯然有中共幕後支持的各種反對法輪功的標語，跟法輪功的標語遙相鬥法，而這種標語文化，都源於紅色革命文化。
這也是很多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面臨的、或許最難的困局：我們所謂的政治正確，是否掩蓋了語言的腐朽？而用一種腐朽的語言武裝起來的政治正確，是否也是可疑的？這種武斷、獨斷、自戀、誇張的語言，充滿啓蒙精英優越感的語言，是否真的可以通往澄明而開放的公共社會？
公知的社會責任感當然令人敬重，他們在微博時代的及時發聲尤為珍貴，但微博貼身肉搏的快感也很容易加劇他們的優越感和幻覺。典型的就是趙楚先生關於公知和新文革分子的劃分，他指出：「公知只是一種含義模糊的社會學劃分，籠統指的是就公共問題發言的知識分子，所以對公知的攻擊本身是一種新文革鬥爭策略，即把對公共問題的討論轉變為對社會一部分人的人身攻擊，以壓制和取消公共討論。因此，凡是以抹黑攻擊所謂公知說事的，基本都可以看作網絡特務，或新文革分子。」
這段話是邏輯不通的，或者只能說是一種極權思維邏輯。在這樣的公知視角中，似乎只剩下專制政權和暴民二者。「五毛」這樣的詞的流行，一開始確實說明自覺效忠乃至受僱於官府的「五毛黨」愈來愈多。但當網絡論爭中，人人言必稱「五毛」，爭相用「五毛」去互相謾駡攻擊，以致「五毛」充塞整個公共言論空間時，這就像公厠被衛生紙給堵住了。而把「五毛」進一步提升到「新文革分子」的革命高度，將公共討論一筆勾銷的，恰恰是高傲而又脆弱的公知。他們更習慣一種單向的發聲而不是互動的交鋒，更習慣自上而下一呼百應的啓蒙而不是一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新媒體社交網絡公共空間，更習慣把參差多態的社會網絡一股腦簡化為對立的群體——而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很不幸，「我黨」（編者按：大陸網民對中共戲謔的稱謂）最拿手了。「凡是……都」這樣的句式難道不是很文革嗎？公知和新文革分子當然是對立的，但有趣的是，公知和新文革分子有時候會同穿一條褲子——我指的是他們的語言，以及背後的思維邏輯。
極權主義的成功，還在於它在社會日常生活中培養出一種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泛政治化思維，一種草木皆兵的陰謀論。革命年代四川有句俗話：石頭裏面也有階級鬥爭。
例如李承鵬對《少年派》的觀後感：「少年派就是一船上開會的故事。他們都有信仰和求生需要，經短暫試探，身子骨最弱的被最貪婪的幹掉，心理最差的也被最貪婪的幹掉，最貪婪的被最强悍的秒了，只剩最强悍和最聰明。二者誰也幹不掉誰，劃定勢力範圍後，彼此提防又聯手抗敵。等遍體鱗傷終於上岸即相忘江湖。最重要的是：沒人知道真實版本是什麼。」當然政治解讀沒問題也可以自圓其說，李承鵬迫切的政治關懷也可以理解，但我只是納悶中國人怎麽那麽愛開會，看個好萊塢電影也非要九九歸一兜兜轉轉兜到那艘革命的船上去。
批判毛粉毛左當然是公知的要務，但毛語言和思維模式滲透力之强、流毒之深，遠超想像。有時候公知們是毫無反省地繼續濫用毛語言去評判毛左，有時候則是無意識地學舌。
金雁先生的《倒轉紅輪：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一書很紅，充滿反抗極權的政治訴求和道德情懷，然而動輒用「逃避現實躲進宗教的象牙塔」這種革命唯物主義的語言去形容一些俄羅斯知識分子，這多少有用紅輪用剩的同一種油去「倒轉紅輪」之嫌，這究竟是顛覆，還是迴圈？
在昂貴劣質油釀造的灰霾中，我們不只是受害者，往往也是同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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