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人的肺都是黑的」，呼吸疾病專家鍾南山如是說。他一語道破的不是現實，而是世人的僥倖。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已經進行了30 多年。期間，現代化急速發展，資本和國家權力媾和之下產生的國家資本主義仿佛無堅不摧。到了21世紀的今日，中國可自豪地展示強勁的GDP 數字，滿街的汽車和燈紅酒綠，以高昂的房價讓英美等國死水一灘的房地產市場無地自容。於是，全世界都在尖叫：「中國人來了！」這無疑給當年在冷戰結束後提出「歷史終結」和「西方全勝」命題的福山當臉一個大嘴巴子。然而，當依舊徘徊在經濟蕭條鬼影下的西方開始用一種新的思維來審視中國的崛起時，我們知道這不是故事的全部。
中國經濟發展至上的背後是兩種類宗教信仰：毛主義和鄧主義。這兩種主義對環境都不友好。毛主義堅信人定勝天，人力可開山辟地，截流築壩，扭轉乾坤。鄧主義貌似和毛主義背道而馳，可骨子裏同出一轍，只是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偽裝和延伸了毛主義。他們催生出同一個邏輯：自然是國家發展的資源，一切要為經濟發展服務。儘管近些年，中國開始反思現代化，但這種邏輯卻沒有改變。正是這種邏輯，正當化了資本對自然資源的無恥、無限的掠奪，也正當化了在資本生產過程中以對社會資源佔有的多少來決定對自然資源的佔有。這帶來了種種剝削和不平等的產生。中國社會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分化。
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分化是大勢所趨。在像帕森斯（Parsons）這樣的社會學家眼裏，社會發展是一個進化的過程：整體的社會體系慢慢地演變成互相關聯的次體系。其中一種次體系是階級。儘管布雷爾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嚷嚷階級已經在英國消失，提出要走第三條道路，但是在中國，階級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涇渭分明。
環境問題常和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不平等息息相關，甚至可以將各階層區別開來。各階層佔有的社會資源的多少，以及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常常和他們在環境問題中所處的位置相對應。資本家和政治精英由於擁有權力和大量的社會資源，屬於政策制定、利益獲得以及剝削者的一方。中國的農村城市化和西部大開發讓農民為資本主義生產貢獻出土地等自然資源，同時由於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而不得不進入工廠做工。這不僅僅將環境問題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和西部，並且將低收入的勞工和農民階層變成環境的受害者。這就是為何我們會有「癌症村」，卻不會有「癌症市」；要開膛驗肺的是「農民工」張海超，而不是「公務員」張海超。
在環境問題上，中產階級是個灰色地帶。其騎牆特點，要指望中產成為環境保護的中堅力量成為癡人做夢的幻想。手捧iPad刷屏或者買到LV包就欣喜不已的中產只會在垃圾場建到隔壁時，才會發出抗議的聲音。而環境抗議也常匆匆收場，或者以將禍害趕出家門作為勝利的標誌。比如當年對廈門PX 項目建設的公眾抗議事件。殊不知，環境，我們只有一個。
當然，從佔有的社會資源所賦予的能力來看，資本家、精英和中產均屬於可以逃離環境問題的一方。而走不掉的底層階級只能在受傷害的環境中慢慢腐爛，掙紮着死去。無論是紫金礦業的污染事件，還是湖北大冶銅都的資源枯竭，承受環境問題後果的都是當地漁民、農民、礦工以及離開不了的當地居民。
然而當某些人僥倖地覺得自己不是受害者或者可以逃離的時候，持續的灰霾和PM2.5 的警示與鍾南山的警告，卻告訴國人，不僅僅民工張海超會有黑的肺，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面對環境問題，人人都是受害者。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人人都是「環境無產階級」，環境並無階級可言。
所以，當陳光標跑去高調賣空氣的時候，他賣的不是空氣，賣的是自欺欺人的階級觀。人人頭帶氧氣面罩的將來，只能是錢權階級的將來。到那時，儘管窮人先已窒息而死，而富人亦苟延殘喘，不日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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