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港二地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然而在跨国资本主义和巿场经济同时在 中港两地横行的脉络下，中港工人同时要面对相同的问题(如长工时、低工资、层层外判和中间剥削等)。而这些相同的脉络和问题便成了比较两地工运的基础 。
【明报专讯】编按：自2006年开始酝酿的码头工潮，时至2013年才爆发。罢工开始两三天内，工人在facebook的专页由几十人到逾万人关注；资方多次公开发言，劳方立即在facebook响应，并获广大市民支持，截稿前所获捐款(未计物资总值)已近300万港元，并收到世界各地多个工会声援。研究劳工课题的左翼21成员萧裕均，与读者分享他对中港两地劳工课题的差异，有助分析当前形势。
葵涌货柜码头工潮，既令香港的社会矛盾再次聚焦在大资本家与工人间的剥削和阶级矛盾上，把香港沉寂一时的工运与香港周边地区近年的罢工浪潮接轨，重新加入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的行列。然而，无论从数字或规模上看，过去几年，香港工运确实“跑输”其他相邻地区。内地每月都有几十宗罢工，罢工人数动辄上千人。在葵涌货柜码头工人罢工的前三天，辽宁省大连巿便出现因工人被拖欠工资而3万工人徒步下班，继而有2000名工人罢工。相比下，香港过去几年屈指可数的罢工实是相形见拙。
是次罢工刚好给我们一个契机，深思关于香港的工运：为何香港的罢工会这么少？在香港这号称自由之城的地方，为何组织罢工都要输给以维稳见称的中国内地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香港和内地有这么不同的劳动关系呢？
内地工会状况
虽然中港二地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然而在跨国资本主义和巿场经济同时在中港两地横行的脉络下，中港工人同时要面对相同的问题(如长工时、低工资、层层外判和中间剥削等) 。而这些相同的脉络和问题便成了比较两地工运的基础。
在内地，除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外，政府既不承认其他工会，更打压任何尝试组织独立工会的人士和工人。众所周知，在内地的外资企业，很多在工厂层面官方承认的工会都不过是为资方服务的“黄色工会” 。这些工会的主席多是工厂经理，完全不能代表和反映工人的利益。这情况下，工人根本不能循工会反映要求。工会因而失去排解工人不满情绪的排气孔作用，直接使内地工人的不满日增。
比较下，虽然香港有自由和权利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工会，但香港的工会从战后以来一直都因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而处于零散和分裂状态。在现时层层外判的情况下，香港工会的形态更越形分裂。这状态不单在平日组织工人加入工会上已出现困难。在每次工潮出现时，更会削弱内部工人团结。更糟糕的是，罢工期间，资方便有机可乘。例如在几年前的扎铁工潮中，资方只承认较保守的工会，试图削弱工人的进取要求和团结力量。
内地劳工法国际化
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虽已全面走资，但至今代表资本家出席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三方咨询委员会的中国企业家协会尚未全面发展。故此，在这三方框架下，劳资两方皆处于弱势；相对地，中国政府的角色便十分吃重。然而，由于中国政府内部亦分别有靠拢资方和劳方的势力，故在制定与罢工相关的法例和处理罢工的手法上便出现分歧。例如，现时的中国劳动法不单没有规范罢工的细节，就连罢工的字眼也少见。这使在内地罢工变成“既非合法，也非不合法”的吊诡情况。罢工合法与否，全看地方政府和工会如何诠释工人的罢工权利，间接造就内地工人罢工的空间。
香港与内地相似，没有罢工法。香港工人罢工的权利就全靠《基本法》第二十七条中“香港居民享有组织和参与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和《职工会条例》中对工业行动的薄弱保障。在没有相关法例保障下，政府的角色便同样重要。我们可以看出，在是次码头罢工中，政府迟迟未有介入，直到罢工基金捐款急增，见民意归边，才出面斡旋。其时，法庭早已向工人和支持者颁发临时禁制令。到底政府有多重视工人权益，今次事件可见一二。
工人维权意识差异
不能不提的是，中港两地不同的劳工法亦深远地影响两地工人利用罢工来争取自己应有权益的意识。比较现时香港和中国内地对工人的基本法律保障，用“一流城巿，三流劳动保障”来形容香港的劳工法例绝不为过。中国内地于1993年就每天标准工时和每月最低工资立法。可是，香港几年前才有最低工资立法，而与最低工资同样重要的每天标准工时立法依然遥遥无期。
众所周知，标准工时和最低工资立法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必须同时执行，方能避免资本家藉加长工时来剥削工人。是次码头工人的长工时和低工资便正好反映这点。没有标准工时立法，就没有超时加班和法定补水的概念，更遑论工人能依仗劳工法来争取合理工时和补水的权利。在资本家横行的年代，劳工法内对工人各方面的权利保障，是工人最后的依靠。这亦难怪，内地的工人在这方面的意识确实较香港工人为高。现时，内地大多的罢工都是工人争取自己在劳动法内规定的应有权利(如追讨欠薪和加班费) 。
罢工照妖镜
虽然上文从比较角度点出几个直接和间接窒碍香港罢工的因素，我们也不能因而过分悲观。至今，是次货柜码头罢工有两点独特之处：一、巿民的广泛谅解和同情。某程度上，码头工人十分合理的加薪和减工时的要求，其实亦是众多小巿民过去几年敢怒不敢言的个人愿望。巿民的谅解和同情，反映在罢工基金的筹款数字上。资方不断制造“罢工影响经济”的论述仍未收效的状况亦能看出这点。二、罢工的矛头明确指向大资本家。这鲜明的控诉对象，不单把一直以来利用外判手段来掩盖其剥削工人的大老板难以逃避责任，更令一众偏帮或与资本家共谋的保守工会和政府官员等“牛鬼蛇神”无所遁形，不得不连日潜水，使广大巿民看清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
最后，假若是次罢工能成为改变香港工会长久以来积弱的形态，以及逼令长期向资本家靠拢的香港政府，不得不立法保障工人罢工和其他基本劳动条件(如加速推动标准工时立法)的权益，是次罢工将成为战后香港工运最重要的里程碑。
(标题为编辑所拟)
萧裕钧：澳洲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专攻中国、香港和越南劳工课题，香港“左翼21”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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