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2012年12月24日夜（平安夜），赵常青先生邀请北京的部分律师、学者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聚餐共度“平安夜”。席间，大家围绕财产公开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人士普遍认为要求高官率先公布财产对于反腐败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属于唱反调的极少数派。会后赵常青先生将各位的发言整理成一大篇笔录发表于海外若干网站。
今天我收到一条短信——“赵常青昨晚被带走并被抄家。抄走电脑、硬盘、笔记本、手机、徽章、书籍等物品。今天中午获知，赵已经被刑拘。通知书中称： 2013年4月18日以“涉嫌非法集会”对赵常青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内。”本人无能，帮不上赵先生的忙。为纪念赵先生对我的一饭之情，特转发赵先生饭后整理的谈话记录中我自己发言的部分。
杨支柱：我想这个东西（财产公开签名），不能说没有意义，起码说作为这种形式能够把人凝聚起来，这就是意义。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认为个人能干的事情是有限的。就我目前的看法，我日常的工作就是反计划生育。而我认为财产公开这个意义可能就比我做反计划生育的意义小，所以我就不参与了。但是我认为又比我反计划生育更迫切的事情，就是“全能神教”的事情，他搞得这么气势汹汹。他为什么要这么搞，他首先是给falun功一耳光，你们不要指望反天，不要指望说新主上来就翻墙变天。其实也给其他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其他的民间的不同的宗教信仰、民间组织，都给你们一个警告，你们要组织大了，就像全能神教的下场。他就是搞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必须给他一巴掌，狠狠的一巴掌，尽可能地有更多的人给他一巴掌，其实上这个比财产公开更敏感，但是我觉得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说话，我说完了。
杨支柱：我还是认为这次搭的架子比你们搞的教育平权要更小，这个官员财产公开的签名难度更大。事实上不是你想的财产公示好像跟任何人都有关，就是任何人都愿意签名。恰恰相反，群体越小，签名支持率越高，教育平权涉及到孩子的切身利益，可能是这个群体的人都要找到那里去签，而这个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更加倾向于有受害人的行动，教育平权是有受害人的行动，劳教是有受害人的，拆迁是有受害人的，计生是有受害人的，有受害人的群体，你签名的目标性明确。而这个目标群体是不明确的。谢谢！
杨支柱：我说一句，我不赞同你这个自由民主靠劳工的说法。社会上本身是存在阶层分化的，你特别提到一个阶层的时候，其实上可能其他的阶层就不参与这个事了。我认为有一个更好的概念——受害人的概念，这六十年来，各种受害人从镇压反革命、反右、文革到计划生育、拆迁、劳教，多了。我们在座的谁不是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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