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民眾自發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
文/ 陳子明
「四五運動」這場發生於 37年前清明前後的群眾抗議運動，深刻地影響了 70和 80年代的中國政治。如今，在中國政治發展陷入困局的時刻，「四五一代」仍是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重要力量。
1976 年的清明節，一場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並席捲全國的群眾抗議活動為之後粉碎「四人幫」和結束「文革」奠定了歷史基礎。37 年後，筆者期望以一個全新的角度回顧歷史、評價現實並展望未來。本文討論與「四五運動」相關聯的三個全新的概念：「廣義四五運動」、「四五聯盟」與「四五共識」，並在文尾總結討論「四五一代」的歷史責任與宿命。
「廣義四五運動」
「廣義四五運動」包括了「狹義四五運動」和「後四五運動」。它們有着共同的目標，也有着共同的特徵：以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方式來表達的大規模群眾運動。
狹義「四五運動」，即1976 年清明前後，在北京和全國許多地方發生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其實質是反對「秦皇」及其路線、政策。當時的一首匿名詩寫道：「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毛澤東看穿了這一點，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1978 年12 月22 日通過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為其平反，會議指出：1976 年4 月5 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前一天發表的 《人民日報》「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稱之為「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
「後四五運動」是四五運動之後一系列群眾運動的統稱。包括1977年1 月、4 月要求為四五運動和鄧小平平反的群眾示威活動，1978 至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1978 至1981 年的民辦刊物運動，1980 至1981 年的高校競選運動等。「後四五運動」從總體上說，是爭取公民權利的運動，但也有反對新「秦皇」的政治指向。1976 年「十月政變」後，出現了對華國鋒的新造神運動，而華國鋒和汪東興等人又鼓吹「凡是論」，與毛澤東路線藕斷絲連。民間和官僚隊伍中有許多人對此表示懷疑和警惕。因此，中共中央的高層人士曾經高度評價「後四五運動」。1978 年12月13 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體現了我們黨內的民主，西單民主牆體現了社會上的民主。」鄧小平隨後也對外國記者說「民主牆是個好東西，人民有自由」，「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
鄧小平掌握黨內實權和華國鋒辭去黨主席，導致中共高層變了臉。1979年春，當局逮捕了少數民主牆活動人士如魏京生、任畹町等；1979年底，徹底取締了民主牆；1981年 1月，鄧小平提議取消憲法第 45條關於「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規定；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拘留、逮捕、審判了徐文立、王希哲等千名青年政治活動人士；與此同時，差一點就公開宣布高校競選運動是「建國以來第三次青年反黨運動」。從此，「四五運動」、「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這一類的說法就在官方媒體上銷聲匿跡了。
「四五聯盟」：從蜜月到破裂
「狹義四五運動」最終導致了「十月政變」，「後四五運動」也曾經紅火一時。雖然「廣義四五運動」的直接參加者大多是青年人，但是在他們背後，有一個廣泛的社會政治聯盟在支撐，這就是由民眾的主流和官僚隊伍的主流所共同組成的「四五聯盟」。
這個聯盟曾經有過共同的敵人，也曾經有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敵人就是獨裁、專制的「秦皇」。四五運動之前的中國形勢，可以概括為：民不聊生，官不聊生。
1957年「反右派運動」後，毛澤東親自掛帥開展了「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此後二十年，中國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恩格爾係數不降反升，城市化停滯倒退，2000萬職工「下放」，1700萬知識青年被送到農村。農村大多數地方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幾億人在饑餓線上掙扎，西北貧困地區的大姑娘連一條褲子都沒有，無法出門。不論城鄉，每一個公民（乃至小孩子），隨時都有可能成為「反革命」，被「殺關管」。
1949年以後，毛澤東一次次開展黨內路線鬥爭，從高崗饒漱石，到彭德懷張聞天，到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到「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昨天還是國家主席、元帥，今天就是「階下囚」。他一次次地開展政治運動整各級幹部，「三反」、「肅反」、「反右傾」、「四清」，僅 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就搞出了 300萬黨內右傾分子。在「文革」中，毛澤東更是把整個官僚隊伍翻炒了好幾遍，鄧小平兩次打倒，林彪利用後再拋棄，「三副（總理）四帥」玩弄於掌心。
毛澤東利用官僚整民眾，又利用民眾整官僚。《五七一工程紀要》指出：「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當人們識破這一點後，反過來促成了針對「皇權」的官民聯盟。
「四五聯盟」所追求的共同目標是：要溫飽，要安全，要現代化。在「皇權」之下，官僚沒有安全感，民眾也沒有安全感。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官民一同拍手稱快。中國的開放先於改革，在基辛格、尼克松訪華後，民眾通過電視，青年政治活躍人士通過內部發行的出版物，已經對於發達國家的現狀有所了解。官僚通過出訪，更是對發達國家讚不絕口，王震副總理訪英時曾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四個現代化」 成為四五運動的旗幟，意味着國人已經意識到中國與發達國家、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差距擴大了，亟需排除障礙，奮起直追。
「四五運動」被否定之後，「四五聯盟」在一個時期內並沒有完全破裂。原因有四：一是當局沒有對「廣義四五運動」的青年積極分子斬盡殺絕。譬如筆者所在的《北京之春》團體，歷經四五運動、民主牆與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雖然被列入黑名單，但仍然保留着自由身，仍能參加1980年代的各種民間活動。二是當局在 1981年封殺民間的政治自發性活動後，並沒有全盤封殺民間的自發性、首創性活動。例如由民間發起的智囊團（農村組、莫干山會議、青年經濟學會）、思想庫（中國文化書院、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編委會（《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二十世紀文庫》）、準民辦報紙（《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等。三是體制內一批具有「人民性」的高中級幹部對於體制外力量的扶植與寬容。例如強調新聞事業「人民性高於黨性」的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積極支持農村「包產到戶」的農村政研室主任杜潤生，提出「三寬」的中宣部長朱厚澤，自然還有兩個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以及萬里等人。四是鄧小平在 1980年代兩次鼓吹政治體制改革，人們對他還抱有希望。
「四五聯盟」的徹底破裂是鄧小平一手造成的。1989年「六四」鎮壓後，鄧小平對社會力量進行了一次大掃蕩，對黨內具有「人民性」的幹部進行了一次大清洗。中國文化書院和《走向未來叢書》的代表包遵信、金觀濤，《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文化：中國與世界》主編甘陽，《二十世紀文庫》負責人李勝平，《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經濟學週報》總編輯何家棟、副總編輯王軍濤，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民營企業家的代表萬潤南，均在通緝、逮捕、判刑之列。體制內被清洗的有：中央書記處五名書記中的四人——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複；部級幹部、中顧委委員鮑彤、胡繼偉、杜潤生等；局級幹部嚴家其、陳一諮、張煒、吳稼祥等。鄧小平由此證明，他是和毛澤東一樣的暴君。從坦克上街這一點來說，他比毛澤東還要兇惡。
超越「四五共識」
本文所說的「四五共識」，是指「四五聯盟」在「四五運動」時期的共同追求：溫飽、安全、現代化。「四五共識」從外延來說是官民共識，從內涵來說是改革共識。
「四五聯盟」破裂以後，「四五共識」還存在嗎？有人認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也有人認為，運動的鎮壓者有時候會成為運動遺囑的執行人，鄧小平 1992年「南巡講話」，就是在執行 1980年代的兩大共識（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之一，經濟市場化最終會導致政治民主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後一種說法（例如李澤厚）佔了上風。但是到了最近幾年，這種說法開始銷聲匿跡了。因為二十年的實踐證明，片面的、局部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使中國接近「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胡耀邦語）的目標，反而凝固成為一種「權貴資本主義」（吳敬璉語）、「資本 -官家主義」（吳思語）的「後極權社會」（李慎之語）、「斷裂社會」（孫立平語）。
在 2012年 12月 1日天澤所與「共識網」召開的「重啟共識」座談會上，與會者都認為，現在最要緊的不是左右共識，而是官民共識。此後不久，習近平在一次講話中也呼籲「凝聚共識」。由此可見，官民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因而需要「重啟」、「凝聚」，是一種不爭的事實。民間知識分子和官家都在講「共識」，他們說的是同一種共識嗎？
官家所鼓吹的是經過扭曲的「四五共識」。所謂「小康」，無非是從消費主義的角度對「溫飽」的升級版。國民生產總值趕超美國，仍然是從單純經濟的角度來看待現代化。他們現在所說的「安全」，與四五運動時期官民共同追求的政治平安（羅斯福所謂「免除恐懼的自由」），已經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他們重新回到列寧、毛澤東、陳雲的「帝國主義論」，因為感到「特色中國」在「民主世界」中不安全；他們把「維穩」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因為感到「黨國」面臨「維權」與「革命」的威脅。
「四五共識」帶有三十多年前籠罩一切的歷史唯物主義意識形態的烙印，已經被時代的發展所超越。現在的中國民眾，追求的是一種普世價值，他們最需要的是自由、公正、尊嚴。中國人至今還沒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遷徙自由、生育自由。中國人面對特權肆虐、兩極分化的現實，強烈呼喚公正、平等。「後四五運動」提出以「第五個現代化」（魏京生語）來補充「四個現代化」，當時沒能成為一種共識。現在，民眾已經認識到：沒有政治民主化，就不能擺脫「屁民」的命運，就不能享有「主人翁」的尊嚴，也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甚至不能像台灣、香港居民那樣免簽證去世界多數國家旅行。而中國人要實現這些普世價值，成為值得尊敬的「世界公民」，首先需要搭建一個「憲政平台」，實行大陸的政治民主化。
前面講的是價值觀，接下來講利益關係。在毛時代，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是「皇家」（毛澤東和他身邊的一個小圈子），同樣感覺到受迫害、受欺騙的官僚和民眾，比較容易結成反對「秦皇」的聯盟。在鄧時代，由於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分肥機制（特權離退休制度、領導人禪讓制度、常委分贓制度等），中國成為黨官僚的天堂（這是空前絕後的「中國特色」）。重建官民聯盟和凝聚官民共識的前提是，必須有一批具有「人民性」的官僚從既得利益集團中分化出來。
我在 2012年初發表的《從「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話語與思想史片論》一文中指出：為什麼在「改革」三十年後，要用「革政」來取而代之？因為社會現實要求我們必須突破「鄧氏改革」的底線——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及其核心——「黨國體制」。現階段中國革政的基本目標是「廢除黨國，回歸民國」。在確定革政目標後，手段和途徑可以是多樣化的，要因人、因時、因勢而定。最理想的方式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和蔣經國的「解嚴轉型」，這可以說是一種「自我革命」。筆者注意到，李克強擔任總理後，在記者見面會上使用了「自我革命」一語。然而，僅僅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是不夠的，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切實行動。
與既得利益集團切割的決心與行動，首先應當體現在落實 1989年 5月 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趙紫陽提出並得到喬石和萬里支持的六條：1.就反腐敗、反官倒問題，由人大常委會審議國務院的專門彙報，審議時邀請各界人士旁聽，審計結果通過新聞媒介予以公布。如果人大常委會認為有必要，還可根據憲法規定成立調查委員會進一步調查。2.公布中央和國家機關現任正部級以上幹部的身世、經歷，並允許新聞界採訪報道以上人員的生活。3．抓緊制訂並公開現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生活待遇制度，取消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的生活特殊供應。4.由國家監察部的人民舉報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級以上幹部親屬問題的舉報；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有關人士，對舉報中心的立案和銷案工作進行監督。 5．抓緊制定《新聞法》，爭取年內將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在《新聞法》通過公布之前，對新聞的管理尺度應適當放寬，保證新聞機構在憲法規定的原則下進行客觀報道的權力，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6．人大常委會制定《遊行集會法》，使憲法規定的公民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如果說這幾條還嫌多，那麼當前萬眾矚目的領導幹部財產公示制度，可以作為檢驗新領導人是否願意與既得利益集團切割的試金石。
1976年清明節，天安盟廣場「四五運動」
「四五一代」的歷史責任
「四五一代」這個概念，由劉小楓在 1980年代提出，後來又由已故何家棟先生和筆者多次加以闡發，並提出了「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的代際劃分（這裏缺失了「五一九一代」，即 1957年 5月從北京大學擴散到全國各大院校的「五一九運動」的參與者）。「四五一代」大致包括「45後」到「65後」，其主體是「50後」。
我的朋友，「八九一代」、「70後」的陳永苗，近年來多次撰文抨擊「四五一代」。我作為「四五一代」的一員，一直未予表態，據我所知，也沒有其他「四五一代」表過態。在此，我想作出一個回應。「四五一代」目前仍然是歷史舞台上的主角，還沒有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四五一代」過去是「四五共識」的主要載體，如果他們的思想沒有進步，仍然死抱着「四五共識」不放，那麼他們的的確確就是沒有出息的一代。然而，最早超越和揚棄「四五共識」，提出用「憲政」取代「改革」的，也正是「四五一代」。現在中國學界、商界、政界持牛耳者，均為「四五一代」，從生理上說，他們還有三十年壽數，從政治上說，他們只有十幾年的機會了。時不我待，如果「四五一代」不能使民主化轉型破局，那麼「自我革命」這條路徑就會封閉；那麼就只有靠下一代人在社會潰敗、腐爛到極點後，重新再造一個「新中國」了。當然，從長遠的角度來說，我們相信中國文明的生命力，相信人類全球化的歷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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