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間，當毛澤東從魔瓶中釋放出「民主」這個妖怪，以為它會永遠當自己的奴隸時，他實際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將它再收回瓶中。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終結篇，系列一至八請見本刊第38-39、41-44，47-48期）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發生的，在此之前，有個別人表達過民主的信念與追求，有零零星星的捍衛公民權利的抗議活動，但具有一定規模的，明確地以社會民主化為訴求的運動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正是文化大革命，為民主運動的產生和形成創造了條件。
不少人力圖在文革後的民主運動和文革中的「大民主」之間建立聯繫：有人認為，文革本身就是一場民主運動，或者至少是日後民主運動的預演；有人提出，中國人在文革中真正享有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還有人提出，毛澤東反官僚特權的思想為中國人爭取民主和自由提供了思想武器。從這些說法可以推論，文革後的民主運動不過是在繼續實踐毛澤東的文革理想，不過是要恢復人們在文革中一度享有的政治自由，我不同意上述這些說法。
人們可能很難想到，早在文革剛結束的 30多年前，一些年輕的思想者、文革的參與者就曾討論和爭論毛澤東、文革與中國民主之間的關係。晉君於 1979年在《談毛澤東後期可貴思想》中說：「毛澤東同志的偉大之處正是在於，他對他親自建立的國家採取了批判態度，衝擊了一個他當主席而應當維護的社會秩序，對他擔任主席的黨採取了批判態度，衝擊了一個他之所以稱為主席的黨……」
王希哲堅決反對這種觀點：毛澤東鼓動群眾攻擊現存的黨政體制，說明他站在群眾一邊，為他們爭自由、爭民主，說明毛發動文革的目的是要摧毀官僚特權。他在《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說：「毛澤東的反動之處恰恰在於，他不滿意這個按照斯大林主義模式建立起來的黨和國家已經達到的專制程度和集權程度，他要求更加專制和更加集權，而黨內的民主改革派阻礙了他的這一企圖。這一阻礙嚴重到了這個地步，甚至危及到了他繼續騎在這個黨的脖子上號稱主席的前途，於是，他才下决心衝擊這個黨，粉碎這個黨，建立一個毛澤東法西斯黨。」毛澤東不能以黨內合法鬥爭手段清除反對派，「除了欺騙人民，利用人民，別無他法。而要欺騙人民，就要把自己真實的意圖隱蔽起來，粉飾起來。於是，毛澤東告訴人民，那些反對派們都是一些很壞的傢夥，是一些官僚。他們一上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那些反對派打倒而讓毛澤東永遠在台上。理論上這就叫做使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除了毛澤東之外再沒有別人了!」
如果說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沒有追求民主與法治的目的，而是恰恰相反，那麼，怎麼解釋文革之後的民主運動呢？可以這樣說，它是文革發動者為了施展爭取群眾的策略手段不得不吞下的苦果。當毛澤東自以為得計地把群眾動員起來打倒自己的政敵時，他低估了群眾的智慧。「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最喜歡用這句話來奚落政治對手，這次用到了自己身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鼓動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揭發和批判大大小小的黨政官員，雖然本意是要揭發這些人「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但給人印象最深的，人們熱心地口耳相傳的內容，主要是官員們利用職位搞特權、謀私利的行為，還有就是所謂「生活作風」問題即男女關係方面的問題。這種揭露始而使人震驚、令人氣憤，繼而使人聯想到黨組織、政府的問題，個人貪腐暴露的是制度的陰暗面。文化大革命使中共大大地失去了威信，這是一個無法彌補的巨大傷害，它解除了人們思想上的禁錮，開啓了政治上覺醒的第一步。
毛澤東和文革派為了爭取群眾，證明他們代表的是「支持和保護群眾的革命路線」，而其對手劉少奇代表的是「壓制和反對群眾的反動路線」，把現存制度中最壓迫人的，最招人憎恨的部分挑出來加以攻擊，把帳算到劉少奇頭上。比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說，檔案制度是很不合理的，檔案像陰影一樣追隨人的一生，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人的頭上，讓人生活得膽戰心驚。人們永遠不知道决定自己命運的檔案袋中到底裝了些什麽：也許是告密信，不管是否屬實，你無法聲辯和澄清；也許是上級給你作的鑒定。不管是否公正合理，在决定前途、升遷的時候，是別人對你的判决，而不是你本人的所作所為决定了你的命運。
又如，江青、陳伯達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北京接見「全國紅色造反者總部成員」，對他們起來反對不合理的勞動制度表示支援，對社會底層的勞動者表示同情。這些人是臨時工、合同工，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幹活，工資低，勞動保護條件差，沒有正常的福利待遇。這些「革命路線」的代表當着最弱勢的工人斥責在場的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官員，駡他們做官當老爺，毫不關心勞動者的疾苦，承諾要徹底改變壓榨人的勞動用工制度。掌權者沒有把自己的承諾當真，但受壓制的群眾是認真的，他們不管掌權者事後怎麽做，自己是下了决心要改變那些不合理的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防修反修」（防止和反對修正主義）和「興無滅資」（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的方針做得非常過火，但物極必反，文革使得極左的革命意識形態對一些人是大大地動搖了，對一些人則是破產了。文革後人們熱心欣賞和追逐的恰恰是與文革相反的東西。與文革中的禁欲主義相反，人們醉心於歐洲18 世紀充滿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文學藝術作品；與文革中的階級鬥爭學說相反，人們沉迷於輕鬆的、有人情味的鄧麗君的流行歌曲；而在政治上，則是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
毛澤東出於打倒政敵的需要，大打民主牌，「大民主」成了他爭取群眾的手段。但事情還另有一面，人們一方面在行動上實踐毛給民主規定的內容（打倒「走資派」），同時又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價值。當毛從魔瓶中釋放出「民主」這個妖怪，以為它會永遠當自己的奴隸時，他實際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將它再收回瓶中。長期以來，在共產黨體制和傳統專制文化雙重箝制下，民主的要求除了存在於少數先進知識分子心中，很難得到公開的表達和肯定，而文革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使「民主」成為具有正面價值的概念被廣泛言說。毛澤東的本意是先「放」後「收」，「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但結果是只有天下大亂，沒有天下大治，或者說，當他搞成了天下大亂還沒有天下大治時，他就撒手人寰。整個國家長久以來是一部結構嚴密、運轉有效的專政機器，文革結束時這部機器已經故障纍纍，轉動不靈。
文革使人們經歷了一次鬥爭的洗禮，人們不再膽小怕事，或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文革這場複雜、曲折的政治運動使人感到被批判、鬥爭，被孤立、恐嚇，甚至被抓捕，也不是多麽不得了的事情。文革後湧現出眾多的「民運人士」，表現出不怕鎮壓、打擊的勇氣，堅持到底的决心，其中多半是在文革中經過風雨、見過世面。
文革還有一個重要後果，中共黨內少數思想比較開明，有一定民主意識的領導人鑒於文革的慘痛教訓，在一定程度上主張中國要走民主化道路，以避免文革再度發生。黨內一些資深的知識分子如黎澍、于光遠等，更是大張旗鼓地呼籲民主。原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主張思想戰線上要反對封建主義（實際上是專制主義）。他說：「封建主義，包括它的思想體系、風俗習慣，在我們國家、我們黨裏反映相當嚴重，『文化大革命』把這個問題暴露得很厲害，因為林彪、『四人幫』是用封建主義去反對所謂資本主義、所謂走資派、所謂黨內資產階級，採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專政。現在雖然『文革』已經過去，但封建遺毒還很深，需要徹底清算，否則，很難保證『文革』不再發生。」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在講話中說：「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列寧說過：『不僅要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且要宣傳民主主義思想。』我們要破除封建主義所造成的種種迷信，從禁錮中把我們的思想解放出來。」
在文革結束，中國民主運動剛剛萌芽的時候，中共黨內民主力量對民間民主呼聲的回應，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支持。事實上，體制內的民主傾向，直到今天也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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