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1790）和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都曾指出，道德的基础并非什么神的旨意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同情、怜悯或慈悲心。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能间接感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的能力。”
亚当•斯密（1723-1790）和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都曾指出，道德的基础并非什么神的旨意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同情、怜悯或慈悲心。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能间接感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的能力。斯密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生物。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开头所写到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摘自《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注）叔本华同样认为慈悲确实是道德的起点，但他还坚信找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形而上学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他批评了斯密及其朋友兼支持者大卫•休谟，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试图逃避形而上学。
一个人能从多大程度上看到别人眼里的世界呢？一个人如何才能以某种方式分享别人的感受的？鉴于斯密和叔本华都认为小说家常具有捕捉这一现象的能力，而且阅读文学作品是培养理解别人生活境况能力的绝佳的途径，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是如何成为可能的。John Fante于1939年在小说《问尘情缘（Ask the Dust）》中有过这么一段描述：青年作家Arturo Bandini居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洛杉矶，他心仪的姑娘Camilla请他评论一部由他情敌Sammy创作的短篇小说，酒保Sammy和Camilla在同一所酒吧工作，因为肺结核的缘故将不久于人世。吃醋的Arturo心想， “Sammy，你可是落到我手里了！我要把你大卸八块！我要让你生不如死！Sammy小儿，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神笔Bandini的笔锋如剑吧！”他给Sammy的短篇小说写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正当他要寄出这篇评论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力量制止了他：他突然感觉到了Sammy当前的处境，以及这封信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Arturo开始反思：
“一想到这个可怜之人的悲惨命运，便袭来一阵骇人的感觉。我向南方的星空望去，我知道那片星空之下的某个棚屋里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男人，他可能会比我更早地被沙漠吞噬，而我手中可以促使其发生。处在南方的圣安娜沙漠，象征着他面对残酷命运叩门声所进行的无谓斗争。凶手还是酒保还是作家都已不重要：他的命运就是大家的命运，他的结局就是我的结局。今夜窗外此城中，还有千千万万跟他和我一样的人，如枯萎的草芥般渺小，以至于个体间的区别根本无法分辨。活着已是异常艰辛，而死亡乃至高终点，Sammy已经接到了死神的传唤。我踌躇在邮筒旁，用头抵着邮筒，为Sammy感到悲伤，为我自己感到悲伤，为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感到悲伤。原谅我吧，Sammy！请原谅我的愚蠢！我踱回自己的小屋，花了三个小时为他的作品写了我能写出的最好的一篇评论。”
究竟是什么让Arturo Bandini改变了他原先的计划？更确切地说，斯密和叔本华会如何评价Bandini的这种道德行为？
休谟在《人性论》（1739年）中表示，同情即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人可以超越自己的视角做出相对客观的道德判断。休谟这一论述影响了斯密。此外，休谟还在《人类理解论》（1748年）中表示，这种“同情心”是天生的，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我们为何会对他人抱有仁慈或同情心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再深究下去了。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这是人性的基本原则就足够了。在寻求原因的不归路上，我们必须在某处停下下。”斯密在探究人类这一特质时，似乎也是认同他这位朋友的建议的。他在探讨这一特质时，并没有深究其根本原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加细致地将其发扬光大。斯密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别人的身体或心理状态，但道德个体可以借助想象力、并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识别别人经历过的或者即将经历的事情，此时人们认识到别人和自己其实并无二致。
叔本华深谙英国经验主义，他尤其欣赏的是休谟。叔本华曾经想把休谟关于宗教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叔本华的英国“粉丝”Patrick Bridgewater在他的书中巧妙地展示了叔本华对英国和英国作家钟情的起因。1803年时叔本华只有14岁，这位德国哲学家在一所典型的英国寄宿学校当了三个月的学生。这是他父母在环游世界的途中安排的，主要原因是他母亲无法忍受他喋喋不休的抱怨。尽管叔本华很不喜欢学校里那种浓烈的宗教气氛，但语言天赋极好的他在此学会了英语，并在余生中一直保有英语阅读的习惯。后来他的作品中确实也不时地穿插了一些他从《泰晤士报》中摘录的事例。通过他的老师和他自己如饥似渴的阅读，他开始接触了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并深受其影响。他欣赏休谟、托马斯•佩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等人清晰的思路，以及他们对经验事实刨根问底的态度，并试图在自己作品中对其加以模仿。正是在这段时期他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作品，并在他重要作品《论道德的基础》（1837）中对其加以引用。Bridgewater在书中说：“在叔本华版的‘道德情操论’（即《论道德的基础》——译注）中，叔本华用英语写道，斯密道德体系的核心其实是荣誉感，即渴望他人的赞许，更确切的说，这是斯密所认为的道德的基础。叔本华还说：‘从斯密的全部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套非常绅士的道德体系，这只能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可是亲爱的好好先生，这可不是问题的关键啊！’”很显然，叔本华认为斯密论述的道德体系过于关注教导年轻人如何成为绅士，并学会如何在社会体系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但“荣誉感”这种想在自己所属阶级同胞的眼中显得有价值的渴望，是不足以成为道德准则的基础的。道德的基础一定是一种超越阶级成分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也能从斯密自己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概念中看出些端倪来。
再回到《问尘情缘》的例子中。按叔本华的观点，斯密可能会认为Bandini之所以选择不将那封抨击信寄给垂死的Sammy，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人。整个小说故事中的Bandini确实是想做一名绅士，但这真的是他行此善的原因吗？当他克制自己不寄那封信时，只有天知地知、他知Sammy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不寄信的这个选择，就连他的挚爱Camilla也不例外。既然如此的话，Bandini到底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决定呢？
斯密对此的回答稍后我会讨论，在此之前还是先说说叔本华自己是如何在《论道德的基础》中讨论道德的基础的。叔本华认为斯密没有充分理解同情心的本质，并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抨击。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例子：两个男青年Caius和Titus，他们都想谋杀各自的情敌，但到最后一刻都改变了主意。叔本华觉得斯密对此可能会说：他俩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预见到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引起目击者的同情，但叔本华认为这绝对不是他们做此决定的真正原因。叔本华写道：至于Caius要做出何种解释，读者自己作出决定（处于相同境况的两人，其实是叔本华用来进行对比的。他在Caius所给的理由中套用了费希特、斯密、斯宾诺莎等前人的各种理论，而Titus所给的解释是叔本华自己指定的，以此说明前人理论的荒谬之处——译注），但Titus会说 “真要做准备去杀人的时候，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想的已不是自己对那姑娘的激情，而是那个情敌。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将要遭遇到什么样的厄运。此时，同情和怜悯袭上心头，他的遭遇让我感到难过，我实在不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摘自《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73页——译注）”叔本华认为这种“（别人之）感（如）同（自己亲）身（感）受”的同情心就是道德的基础。这是一种纯粹的动机，并不被想在别人眼中表现得比较善良的心理所影响，而是一种将别人的痛苦和自己联系起来的纽带。在叔本华看来，Bandini打破了人我隔阂的幻象，看到了Sammy作为自己的同类和自己之间的那个更为基本的纽带。叔本华斥责斯密和休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而致使他们止步于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探索。正如Julian Young在《叔本华》这本传记中写道：“我认为善良的休谟之所以没有对其深究下去，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人的本性使人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休谟只是对人性的展现进行罗列罢了。而叔本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角度天生受到自我意识的局限，利他行为便表现出一种（尼采所谓的超人那样）超越凡人境况的感觉，这与我们惊叹于艺术天才是一个道理。这种东西才是我们需要给予解释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叔本华跟他钟爱的英国经验主义家们分道扬镳了。不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会对这种形而上学推论有所怀疑，尤其是叔本华所说的，利他行为是一种“与其他神秘主义核心内容同根同源”的“实践神秘主义”。叔本华认为慈悲心即道德之奥秘。而斯密则可能满足于将其视为通过培养想象力和他所谓的观察人生而发展出的社会纽带。正如Glenn Morrow在《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理论》（1969年）一书中指出：“如果现在我们认同斯密和休谟所谓的适合人类社会法则的同情心的话，公正旁观者这个概念作为拟人化了的同情心，很显然是与良好的社会秩序紧密相关的。这种天然的或理性的同情心，可以使人类在同一个社会中更好地相处；公正旁观者作为这种同情心的具体表现，是社会福祉的守护者。”斯密所谓的道德情操，是从身处于人类社会、同拥有不同背景和爱好的人相处，以及人们试图解释所处世界的过程中发源的。因此我们也想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以及别人是如何评价我们所作所为的。Bandini对垂死的Sammy施以的同情，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俩其实同在一个大舞台上，同为人类社会的一份子。但是，正如叔本华尖锐地指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绅士化的道德体系，道德的基础并不仅仅是这种由于自己身处社会才故作的绅士风度。Bandini真的是因为突然领悟到了人类的共同命运才表现出了自己崇高的那一面。
斯密和叔本华都赞赏艺术家们拥有的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生活中的特殊能力，也许关于这种道德立场最好的表达莫过于斯密的苏格兰老乡，诗人罗伯特•彭斯了。Ian Simpson Ross在斯密的传记《亚当•斯密的一生》（1995年）中表示，彭斯曾读过《道德情操论》：“罗伯特•彭斯在1783年的时候应该读过斯密这部著作的第一版，可能是他父亲的藏书……因此他在苏格兰某教会看到一只趴在时髦女士软帽上的虱子才会引发如此的思考”：
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
能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
那就会免去许多蠢事情，
也不会胡思乱猜，
什么装饰和姿势会抬高身份，
甚至受到膜拜！
《致虱子》（摘自《彭斯诗选》，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也许Bandini正要寄信的那一瞬间，是因为突然看到了别人眼中的自己才悬崖勒马的。不过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慧眼是从何而来的？
（文章来源：译言网。
作者：Tim Madigan：作家，记者，主要著有《The Burning》《A Life Among Humans》
译者：囧才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候选人，业余时间翻译国学、哲学类作品。囧才才系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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