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全城搜索爆炸案嫌疑犯的那两天我正在加州，朋友载着我们从圣地亚哥开车前往洛杉矶。五号公路几乎是堵死了，我们只好走曲曲折折的小路。沿途经过的Orange County里家家户户都种着高高的橘子树，在南加州的阳光下树叶的油绿和果实的金黄都显得过于浓烈，像上帝一时手抖画下一幅泼洒了太多颜料的油画。
我们下午三点才在越南人聚集区吃午饭，电视上正在直播波士顿警察局的新闻发布会，店里从老板娘到服务员都神色严峻地盯着电视，人人都觉得和自己有点什么关系。其实不远之处就是宁静的太平洋，我们刚刚看到一群海豹懒洋洋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肖申克的救赎》里终获自由的人说，我希望太平洋的海水像我梦中那样的蓝。
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洛杉矶朋友的家，坐在他同样种着橘子树的后院里喝茶。我从手机上看到嫌犯已经被抓住了，美国故事总有这样确凿无疑的结局，不管是在电影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里。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四川再次地震了，震中雅安离我四川的老家比汶川的时候还要近。
波士顿爆炸那两天中国也发生了什么事故，似乎是死了几十个人，似乎又是各种隐瞒，总而言之，一起典型的中国式惨剧。我看见有人指责中国公众对于千里之外波士顿的关心远远超过对身边默默死去的人。我自己也试图把有关中国的信息写得清晰一点，起码能明确事故的地点、起因和死去的人数，但是我google了很久依然茫茫然没有线索，最后我就放弃了，反正在中国这一个惨剧和那一个惨剧之间永远没有太大区别。我讨厌这种感觉，讨厌自己那种因为“训练有素”而生长出来的麻木厌倦，就像知道家里和雅安的堂哥联系上之后，我心无旁骛地去了好莱坞与贝弗利山，除了睡觉前顺手给壹基金捐了一点钱，我很少想到那些倒塌的房子，那些压在劣质钢筋水泥之下绝望的人。
我熟悉那些房子和那些人，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坐着直升机去唐家山采访，清晰看见脚下的北川变成一片废墟，几点寥落的烟雾从瓦砾石块中升起，那是有人偷偷溜进去给家人烧点纸钱。三年后我又去了一次，那种纯粹的中国式惨剧开始变成中国式黑色幽默，我在擂鼓镇采访到一个人，以前自己修了四层楼，结实极了，地震一点没震垮，但是政府说要“统一建设”，硬生生把小楼给挖了，所以他当时还在不到十个平方的板房里住着。一个划破的矿泉水瓶被钉在墙上，里面插着牙刷，墙壁上还挂着一对黑乎乎的牦牛蹄，因为没地方做饭，只能一直这么挂着，这对看起来依然生猛的牦牛蹄和他的生活一样，又滑稽又真实，好像随时随地一蹄子踢过来就能挖掉你的房子，让你倒地不起。
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朋友总要问我安全感的问题，我不喜欢回答它，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可以脱口而出的答案，就像在一个童话故事里判断大灰狼坏小红帽好，说出那些话语实在太轻易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即使在纽约旁观过飓风枪击地铁推人，遇到过深夜曼哈顿游荡着的形迹可疑的精神病人，走过电影里无数次被炸掉这次差点真的被炸掉的时代广场（据说是一个勇敢的中国司机拯救了我们），我依然觉得我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穿着人字拖慢悠悠去最廉价的华人超市买菜，牛奶里肯定没有三聚氰胺，果汁上写着100%它就是100%，我需要担心的只是会不会导致发胖而已。后院里胖得不得了的松鼠拥有同样的安全感，见到我们走近几乎已经不知道躲避，只是捧着一颗松果以两倍速慢动作跳过车库屋顶，我每次都要担心它会胖得摔下来。
然而生活在中国，我受过不错的教育，从来没有做过矿工或者遭遇推土机式拆迁，在北京是典型的所谓中产阶级，有自己的房子，油价涨了好几次还是打得起车，经常坐在后海边吃剁椒鱼头。但是我永远知道自己的生活其实笼罩在一对黑乎乎牦牛蹄的阴影之下，它哪天一蹄子过来，我照样被打回原形倒地不起，和我在擂鼓镇遇到的那个男人其实毫无区别，因为我们都不过命如草芥。当我对各种中国惨剧开始麻木厌倦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惨剧发生在自己身上，它也就是能收获同样的麻木厌倦而已，我们都是被这个惨剧叠加惨剧的国家“训练有素”的人。
去年911纪念日我去了世贸大厦遗址，那天只对受害者的家属开放，我们坐在外围，听着喇叭里念受害者名单，那个名单是那样的漫长，我听得烦躁起来，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上午，曼哈顿下城分外安静，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在蓝天下发出回声，原来这个世界只有这么一种安全感，那就是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发出回声，而拦在这些名字前面的，不是一堵堵麻木厌倦的墙。
（本文作者李静睿，以前是记者，现在毫无目的地暂居纽约。微博名”阿花的伊萨卡岛”，取自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伊萨卡岛》：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