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2年4月15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表明，中国大陆已成为除墨西哥以外对美输出移民的第一大来源。而据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调查显示，全球约有1.5亿人表示想移民美国，其中中国人有2200万，居全球之首。 过去10年，当美国使领馆前排起长龙的中国人掀起一波波赴美移民潮时，美国政府与舆论也时刻提醒着公众，中国人正在美国境内及其他地区从事着与美国国家利益及国土安全紧密攸关的各类活动。
2012年4月18日，纽约曼哈顿联邦大厦。来到美国15年的赵女士站在星条旗下向美利坚合众国宣誓效忠，成为第416507位加入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同一天，35岁的中国公民李响（音译）与33岁的妻子李春燕（音译），因涉嫌伙同美国航空航天署（NASA）前雇员向中国非法出口限制技术，正式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起诉。李响已于10个月前在塞班岛被美国移民与海关局（ICE）特工捕获。“潜逃”回成都的李春燕则处在美方层层监视之下，一旦离开大陆口岸，随时将被拘捕。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中共有13331660名中国人进入美国国境。其中1549188人获得美国绿卡（永久居留身份），746899人放弃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此外，当106584名中国人在美国政治避难的同时，还有至少110056名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遭到美国联邦特工的驱逐或拘捕。
高干子女成为调查机关首要监控对象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来自大陆的高干子女始终都是美国对华监控的首要对象。已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文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在美国留学、经商与探亲的大陆人士中，出身于政府官员家庭的占总人数的24％，出身于为政府服务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超过52％。
当时留学生中，有特殊背景家庭的比例超高，有其特殊历史原因，一是高干和高知家庭的孩子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在留学生中占比极高在当时实属必然；二是当时中国初开国门，与西方彼此戒备，公派出国留学需经严格政审，家庭背景原因，政治上最可靠者，自然是这个群体。
留学生中这个群体的特殊背景，对美国来说，恰是用于了解和掌握尚在封闭中的中国的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全球安全与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由于掌握大量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美的相关情报，美国的战略决策层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可行的对华政策。这一群体数量之庞大，以至于联邦外国情报监察法庭（FISC）都来不及对每一项监控行动进行授权。”
据了解，仅在1980年到1982年间就有25个秘密调查与窃听小组分别得到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情报安全局、海军作战情报中心、空军外国技术署、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等机构不同权限的临时独立授权，对美国境内的中国人展开技术情报收集工作。
1983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威廉姆·卡西与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分别签署命令，在各自系统内设立长期的人工情报（HUMINT）收集委员会与收集小组。这些新成立的情报机关主要负责对“共产主义国家”派驻美国及西欧地区的人员进行有组织的渗透、策反、吸收等工作。
“这些派驻人员通常以政府进修生、访问学者、留学生、商业代表以及移民等身份进入美国。”一名CIA人工情报收集委员会的高级主管曾在当时的一份国会听证记录中这样解读说，“但他们始终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红色后代’。”
据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一位内部人士介绍，在中美关系尚处于蜜月的上世纪80年代，在各种联邦机构的监控网络中，一些大陆官员子女通过自己在北京的关系轻而易举便联络上在美国的高层。“这让美国情报与研究机构以相对友好的方式接近不断开放中的北京权力核心。”
据介绍，曾经有几位前中共高官子女引起负责国防系统反谍报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解放军高层感兴趣的国防情报局（DIA）以及专注军队反腐工作的国防犯罪调查局(DCIS)的注意。其中一些部门经过周密研究后，一旦认为该对象具有进一步调查的价值，就会由相关卧底探员实施“诱捕”计划。
情报机关“瞄准”中国政府官员
美国国土安全监控网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对在美国境内工作的中国大陆政府人员以及具有该背景的国际组织驻美人员进行情报收集工作。虽然上述人员均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保护，享有外交豁免权，但据“维基解密”公布的25万份美国外交机密电文显示，美国政府仍然对联合国及外国政府驻美官员进行长期监控活动。
资料显示，这些往来于美国250多个驻外使领馆与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机密电报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海军作战情报中心、空军外国技术情报部、特种作战情报司令部以及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等16个国家级情报机构均参与这些监控行动。仅美国国务院就动用1.15万名联邦政府雇员以外交人员身份，利用各地大使馆及其他驻外代表机构参与外交情报收集工作，所有行动命令由历任国务卿签署起效。
这些监控行动主要针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政府官员和联合国高级官员，但也包括沙特、以色列、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美国盟国涉及中国或穆斯林国家事务的政府官员。监控的任务之一便是收集外国政府官员的详细个人信息。既包括DNA、指纹、眼球虹膜、照片与声音等生物信息，也包括常用通讯工具以及银行账户等技术情报信息，还有会议讲话、决策管理特点、人事变动等战略情报信息。有时甚至连家庭成员的活动也记录在案。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度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是各国驻美政府人员数量最多的非同盟国。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正式委派50779名官员及其家属驻美工作生活、26912名大陆公民担任国际组织驻美代表，还有86059名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没有正式委派的情况下过境美国。
美国政府曾斥资数亿美元对前共产主义国家驻美使馆实施“秘密”改造工程，用于窃听活动。据《纽约时报》2001年3月4日报道，这些工程中还包括在驻美使馆地下修建秘密地道，用于截获使馆对外通信。这些秘密地道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施工建造。一些外交机构的“监听地道”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直到1990年代才正式投入使用。
一位前中国驻美国外交官曾透露，这在中国驻外使领馆中并不鲜见。在中国驻某国使馆的一次安检中，中方人员先后在大使官邸、机要室、会议室、商务处等处发掘出不同制式的35枚窃听器，侦测范围覆盖整个馆区。
中 国前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王之栋曾在其回忆录《我这个外交官》中对针对中国使馆的“监听地下室”做过详尽描述：在对中国驻某国旧使馆的翻修重建过程中，建 筑工人在使馆主楼大厅下发掘出一个建筑设计图上不存在的“地下室”。这间地下室内，照明、供电等设备一应俱全，地下室顶部装满窃听器材。一条数十米长的隧道穿过使馆围墙地基通向使馆外一个“民用加工厂房”。这些隧道四壁全部填入防潮材料，在地下2米深的地道中“没有一点潮湿的感觉”。
中 方对这些窃听装置的排查工作十分复杂，一些驻在国的情报人员常常以外交人员服务局、建筑工人、电话检修员、水电工等身份对使馆安检工作进行干扰。中方人员 在整个排查过程中进行实时录像取证，以内参形式向本国报告。录像与窃听装置等证据通过外交邮袋寄往国内保管。有时为“顾全外交大局”，其中一小部分案例与 实物在对涉外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时予以公开。
据《华盛顿时报》2006年1月12日报道，为防止情报泄露，2006年中国在驻美使馆的新馆建设过程中，曾租赁华盛顿地区的Days Inn Gateway酒店为中国工人提供住宿。上述外交官则称，据当时交接人士透露，中方人员等到酒店房客与服务人员全部搬离后才入住，但一些房间仍被植入窃听装置。新馆开工前后，中方选址人员还被不明人员跟踪长达24小时。
同时，美国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将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中国大使馆新馆描绘为中国对美情报渗透的“前沿阵地”。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科特·坎贝尔在《美国利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新大使馆将全力担负起“新商业主义”尖兵的作用。“比起情报员，中国外交官更像是推销员。过去曾藏在大使馆窗帘后面的他们开始走上街头，或会见记者，或与美国议员闲聊。”
相比之下，位于北京朝阳区安家楼路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馆动工前三年，美国政府也同中国政府签订协议，规定美方使馆由美国工人建设。这些在中国工作超过30天的美方建筑工人将被视为使馆行政技术人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据大陆媒体披露，该新馆主体建筑由500名美国工人进行施工。这些建筑工人分为早晚两班轮流施工。工人们统一住在一家四星级宾馆，由专车接送，并且不得擅自与中方人员接触。
华人沦为美国排查“中国间谍”牺牲品
据本刊记者观察，美国的这类监控行动最早可追溯到1947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批准建立国家级专业系统化的常设情报监控部门。1978年美国国会批准《外国情报监控法》，一方面通过立法形式限制本国情报机关在美国境内的监控行为，一方面着手对美国情报资源进行整合，逐步将各自为政的情报机关编入国土安全监控网络中，并将针对外国人的部分监控行动常态化。
据不完全统计，被监控的人员行业背景包括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政府建设项目承包商，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研究人员，从事政治科学、情报学、区域战略研究、图书馆管理、文献研究等领域的教师、学生以及媒体工作者等。
1978年，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接手中央情报局，开始着手全面肃清美国境内的间谍组织。加德纳·哈撒韦，这位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年轻的情报总监、前中央 情报局驻莫斯科站站长，在威廉姆·韦伯斯特的命令下担当起美国反间谍机关头目，并在美国境内组建了针对中国、俄罗斯（前苏联）、阿拉伯国家等外国公民的监 控网络。
上任不久后，加德纳·哈撒韦便建立了名为“哈撒韦”的独立行动组，并在中央情报局系统内部破获了30至35名克格勃间谍。在针对美国海军情报部的肃清活动中，“哈撒韦”行动组利用在西欧及北美地区被渗透中国政府人员提供的情报逮捕了28名被怀疑与共产党国家交易的海军情报分析人员。
而“李文和案”则显示，美国对所谓“中国间谍”的恐惧早已由大陆官员、高干子女扩散至普通华裔。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李文和曾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为加州大学工作。1994年起，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授权华盛顿总部开始对李文和展开监视与调查活动。此后五年，联邦调查局探员对李文和进行多次测谎，并将其押上电椅威胁其认罪。由于长期受到调查审讯，李文和被迫提前从实验室离职。
李文和于1999年被指控为中国大陆窃取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由于缺乏实际证据，调查员收回最初的指控后，美国政府又以不正当处理内部资料的罪名控告李文和。2000年，李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诉讼协议：他对一项罪名认罪，政府收回其他58项指控并将其释放。
2002年1月，李文和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专访，61岁的他在节目中潸然泪下。他坚称自己从未进行间谍活动，并表示，关于非法下载文件，实验室中其他科学家也在做同样的事。自己之所以成为调查目标，大概是因为自己有一张黄面孔。他坚持认为，美国政府欠他一个正式道歉。2006年6月3日，美国联邦政府和五家媒体组织（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和美联社）宣布，他们会共同向李文和支付160万美元，以解决李对政府侵犯其隐私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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