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在五四运动后方才出现，其意为“公共利益”，百度百科如是说。四月雅安地震，成都昆明五四散步抵制PX的脚步余音未了，笔者在此浅析公益。个人认为，了解中国特色的公益基金会立法，官办民办和国际机构的特点与现状，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红会的“悲惨遭遇”，关注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走向。
作者：H.Chen
中国公益，婆媳之争
十年前笔者做《欧洲大陆与中国公益基金会立法比较》的论文，当时曾参考1988年的中国基金会管理办法、欧洲各国基金会立法和各国宪法。纯学术的文章之外，却难以置信的发现: 1）中国的民办公益基金寥寥，注册难、筹款难、捐款人无税收减免；而中国红十字等十大官办公益基金，党政背书、捐款靠摊派、不准经商照样遍地开花。中国特色的官办基金会(GONGO)，可称之为“贡果”。历史原因带上红帽子，成为婆婆的好媳妇。2）国际社会对公益基金会的定义和特点在于非盈利、非官方和公共利益；而中国的立法旨在压制民办公益基金会。尤其注册关，除了上级领导机构作为“政治担保人”，还需要经过人民银行证明10万元的注册资金和更雄厚的2千万资本金，民政局注册最后审批。无异于一个小媳妇两个凶婆婆，还没出嫁就禁止入门了。洋媳妇除了联合国系统的可顺利落地，其他国际公益机构绝大多数都转向商业方式的注册。3)总结中国的公益立法，说到底就是把宪法中的结社自由复杂化、限制住。
公益不能仅仅靠研究，应学以致用。2004年新的中国公益基金会管理条例前后，我在中国的民办和国际公益机构工作实践。民办的法律援助公益机构，挂靠在大学屋檐下得以办事。没有电影《永不妥协》中为社区居民打赢环境污染的伸张正义，却有临时工工伤被单位开除、农村造房出事故不能赔偿的抓狂；大部分时间更多的是电话法律咨询、书信法律问答，如此三年。过五关进国际公益机构了，发现在中国果然注册为盈利企业，并乖乖上缴各种税费。因现行条例下，没有任何厅局乐意接收国际机构挂靠，反之国际机构成为国内政府管理下的机构也匪夷所思。难怪挂羊头卖狗肉成为官方和民间的默契，只要不触动隐形的警戒线。否则随时都可被“予以取缔”。以至在中国的国际公益机构工作，步步惊心却又其乐无穷。
自04年新的管理条例取代88年的管理办法，并将基金分成公募和非公募基金，催化了一大批非公募基金会，也即不能面向公众捐款。公募基金会中最出名，也是为数不多破茧成蝶的，就是“壹基金”。壹基金的理念在于13亿中国人每个人捐款1元，聚沙成塔足够抗灾救灾。它由李连杰在东南亚海啸死里逃生后发起，07年挂靠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下，直至2010年才在深圳注册成立公募基金会。五年得一身份，为此熬白头发的李连杰应该庆贺。毕竟多少民间机构还属三无身份呢。
贡果为什么不香甜？
享受政府拨款、国际捐助、全国募捐，甚至事业单位编制和行政级别。作为官办公益组织的贡果，得天夺厚的条件，可谓“高帅富”。感谢郭美美，揭开了中国红十字的冰山一角，之后的卢美美中非希望工程质疑、河南宋基会黑幕、儿慈会洗钱风波层出不穷。最近的雅安地震，中国红十字和壹基金各自代表官方和民间提供人道主义救助，其捐款差别和和项目表现各异，形成官民公益机构的强力反差。贡果为什么不香甜，纠其原因不外乎政治化、盈利化、不透明，腐烂了。
国际红十字运动在历史上有过政府官员兼任会长副会长，冷战过后国际达成明规则：红十字不包揽政客，政客也不染指红十字。目的在于保持独立和中立。然而中国的红会特例，它的名誉会长是国家主席，会长是国家领导人，常务副会长是部级干部；并且中国红会不受国际红会的监督指导，犹如中国的教会与梵蒂冈撇清关系， 自成一派，实为党派。如今红十字为代表的贡果，行政开支巨大，秘密开设盈利企业，财务混乱，缺乏审计和外部独立监督……公信力丧失是迟早的问题。
反观其他国家对公益机构的规范：董事会成员自身的信誉作为担保，监督和批准机构的战略财务计划；工作人员专业化，向董事会和捐款人负责；项目公开透明并需要评估总结；财务方面，历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在网站公开是必须。如果中国红十字要实现死地而生，个人建议破产解散，然后根据中国现有的管理条例重新审核登记，一切从头再来。其他任何的微创方式，都难以治疗中国红会的公益腐败根基。
荷兰公益国际范儿
与中国的公益机构注册难相比，荷兰立法相当展现国际范–工商注册、公证之后即可成立。较之其他国家对创始董事成员的规定，荷兰连国籍限制都免去了，因此成为全球最容易注册公益机构的国家（没有之一）。荷兰公益机构的国际范还表现在人才专业化，招聘公开、公平。除了人事、财务专业人员，其他项目、媒体、外联都需要相当的教育背景和一定工作经验，甚至要求几国语言。工作在亚非拉的荷兰公益机构员工比比皆是，这跟荷兰文化中的兼容和人道有很大关系。
荷兰注册的本地和国际运作的公益机构，平等享受免税待遇的同时也接受税务、审计和公众监督。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注册的Stichting(基金会)，允许从事一定商业行为并就商业行为交税。常见的世界自然基金会毛绒玩具的销售，公平贸易礼品等都要缴税，税后用作慈善。
荷兰公益机构当前最大的困难，主要是筹款。近年荷兰政府取消政府补贴加上全球捐款困难，不少公益机构收入锐减开始裁员。然而创造能力不容小视的荷兰人，除了国家彩票专门为公益筹款外，还有著名的DJ每年圣诞节前住在玻璃房绝食播音，为荷兰红十字筹款作出“郑重请求”。始于2003年，至今每年筹款额节节攀升。尤其05年“拯救刚果儿童”项目获得2百多万欧元全国筹款；07年“为世界清洁饮用水尖叫”主题达到5百多万欧元；2012年圣诞前“为童婴而倾听”获得总额超出1千2百万欧元的捐款，现金和银行转账全数交给荷兰红十字。这情景，跟中国红会眼下的逼捐天壤之别。
中国公益机构生存压力和未来趋势
中国公益事业的蓬勃，大体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实力增强而爆发。中国的公益机构，撇开项目类别无论注册成公募、私募、还是个人企业、外企、代表处或完全没有注册的，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生存压力。譬如官办出现信用危机，内外压力山大；民办的难跨注册高门槛，注册的愁专业人才难找；在中国的国际机构不能在中国公开筹款，靠着国外捐赠，即使国外捐赠稳定，一旦税务查账挑刺让国外捐款人远赴中国公证也吃不消兜着走。总的来说，中国公益机构的生存压力不小，但如果项目表现不错、财务公开透明，发展的前景看起来还是很美的。
公益机构只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部分，且在中国限制为可能可以注册的四大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和工商经济类社会组织。环保一块也算相对安全，但警戒线是有的。譬如爱滋权益、媒体自由很敏感。国安骚扰请喝茶，最后逼此类机构创立者自动放弃或弃国而去也有所闻。
你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怪现象，中国公众自发的抗争事件与国内人权组织或环保组织活动各行其道。五月四日成都和昆明反PX中，与往年其他地方的抗争一样，丝毫不见任何公益机构的身影和言语。原因正如国内某主编说的“中国的环保组织一旦和‘环境运动’沾边，就命运多舛了”。也就是说注册的任何机构可能被“依法取缔”。
苛法下注册的公益机构为求自保只能保守行事，且捐款财务税务处处受制；由此中国的公益出现一些新现象：不注册机构，仅以个人网络影响带动某个公益项目，譬如“微博打拐”；朋友圈子组成临时行动组，例如李承鹏深入雅安的救援队；另外，民间公益的范围日益扩大，随着科技发展方式更灵活。这些会成为未来中国公益的大趋向。
中国公民社会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在兴起。未来继续限制它们的发展以至当政民心尽失，还是如低地之国荷兰那样，自信地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就要考验中国梦施政者的魄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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