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
汪丁丁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2年12月23日“穿越边界的思想者”。
在一贯缺乏反思能力的经济学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7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退出、声音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本质上要求保持反思性的思想史学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激情与兴趣》（“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在具有强烈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社会哲学界，他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被反复地研读，他是公认的“deep thinker”（深刻的思想者）或“a great intellectual of the 20th century”（二十世纪的一位伟大知识分子）。他最喜爱的思考，是“跨学科思考”。他说过，“被限制在任何特定领域里，我都会很不幸福。”他晚年发表的自传性文集，标题就是“穿越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MIT Press，1998）。他喜欢研究语言的符号涵义，例如，他读美国“独立宣言”里写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幸福的追求”（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读出来另一番思想：“生命、自由、追求的幸福”（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 of pursuit），后者，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和个人而言，意味着更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被认为“幸福”的一些目标而是“追求”过程本身产生的幸福。赫希曼的这一思想显然对他的前外甥女婿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影响了森1970年代的学术友人铃村兴太郎（Kotaro Suzumura）。今天，这是社会选择理论家的常识：假设有两种分配过程，（1）由父爱主义的家长为子女们切分蛋糕，和（2）由子女们自己切分蛋糕，又假设分配的结果一模一样，那么，子女们仍从（2）获得比从（1）更大的幸福。为什么？因为，给一个人独立选择的机会，哪怕是犯错误的机会，比选择什么更重要。这是赫希曼1989年AER论文的标题，“having opinion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人们可以仅仅因为拥有自己的观点而感觉更好。
迟至41岁，1956年，赫希曼才成为一名学者，在耶鲁大学。此前，他是反法西斯战士，在纳粹统治的法国境内，他帮助一名美国人组织秘密偷渡，使两千多名犹太人成功离开法国，这一行动于1991年被美国政府承认为是“英雄的行动”。更早，1935-1936年，那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作为志愿者，他进入西班牙参加了共和派分子对佛朗哥将军独裁政变的绝望抵抗，在西班牙的这段经历使他后来能够帮助法国的那些犹太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再辗转偷渡至葡萄牙。再后来，1938年，他在意大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成为经济学博士。五年之后，1943年，他在《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论文，即后来被广泛称为“基尼系数”的“赫希曼指标”（“on measures of dispersion for a finite distribution”）。1964年，赫希曼在AER发表了一页纸的澄清文字，标题是“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一项指标的父权认证）。据此，我们得知，基尼系数并非基尼发明的，也不是赫芬道尔重新发明的，而是赫希曼发明的。
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8岁的时候，赴巴黎，在索邦大学读书。那是1933年，纳粹主义思潮开始席卷欧洲。他晚年诉说自己的生平，最深的感受是：社会科学，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实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学那样自负地信任数学定理。他回忆，社会科学在几十年里无法解释纳粹现象，因为，理论模型只能容纳既有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新发生的各种可能性”。青年赫希曼有一种卓越的实践感，这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到纳粹的崛起及其灾难性后果，根据传记资料，这是促成他及时赴巴黎求学的重要因素。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赫希曼从来就这样认为。他说他对统计显著性不感兴趣，因为，真正重要的，都是“例外”，希特勒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又说他相信一切好事情的发生，总伴随着特别不寻常的情境，绝非统计显著事件。赫希曼的这些见解，收录于1993年他在意大利接受的一次记者访谈，英译本就是1998年出版的“穿越边界”。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将于2013年出版“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我倾向于译为“面向现实世界的哲学家：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赫希曼1974年加入这所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与著名的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共同主持“社会学研究”并由此创立了高研院最具特色的跨学科氛围。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代领袖博伊特克（Peter Boettke）写了一篇纪念短文，虽然，赫希曼的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倾向差异颇大。在这篇短文里，博伊特克赞叹不已的，是赫希曼文字的简洁与深刻，他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禀赋——“the combination of easy reading and deep thinking is a rare gift”。阅读这样的文字，你很容易受到激发去思考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诺贝尔奖错过了赫希曼，这是诺贝尔委员会的遗憾。在赫希曼获得的许多其它奖项里，有这样一项，被亲切地称为“Albie”，授奖的唯一理由必须是：不论是专著还是杂志随笔，这些文字的特征在于，读者只要读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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