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经济学家常用的“拇指规则”（the rule of 72）：倍增所需年数等于72与年增长率之比。如果年增率是9%，则八年倍增。依照林毅夫的乐观推测，未来二十年可保持年均增率8%，前提是：改善收入不平等且持续恶化的状况一定要有根本扭转。毅夫的推测，其实有道理可依，算是“中左路线”，决定性地依赖于政府行为。即便不是中左路线，也有很持乐观态度的朋友，根据他们的推测，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仍可有年均7%或更高的增长率。所以，十年倍增计划，不是无稽之谈。关键是，怎样落实，谁来落实。如依照官僚行为模式，最省力的，是将各地基尼系数纳入官员考核指标。那么，以目前这一系数的水平（大约在灾难性的0.6），要降低至（比较安全的）0.4，真可引发一场与十年浩劫类似的社会灾难。更费力的办法是税制改革，但洛伦兹曲线上的高收入群体远比中等收入群体有丰富得多的途径和经验规避税负，结果将导致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这是历史经验，不能不重视。对官僚而言最费力的办法是政治体制改革，让弱势群体获得真实的政治权力，所谓“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2005年以来的“民工荒”（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经验充分地说明这是劳动者争取收入改善的有效途径，政府应做的，是使这一途径获得法律效力（工会、农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劳动者权益组织）。因为，在当代中国，“资本-劳动”关系，是“轴心关系”，是其它一切社会关系的轴心。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许多年前是“两会”讨论的主题之一。后来，历届官僚感觉“不方便”，就让这一主题连同它的代表们统统消失了。其实，真实的主题从来不会消失，不过是从官僚们的文件里消失了。我的观察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大多注意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以适应降低了的收入状况（谓之“自救”）。最常见的调整，就是减少运营时间。当然，对我们这些乘客而言，很不方便。人均收入倍增计划，首要条件就是民主，是真的，而不是仅仅写在文件里的。假话-套话-表面文章，官僚政治盛行，各地的政治文化竞相向恶，绝大多数官员哪里会主动改善劳动者的收入？落实劳动者收入倍增计划的另一途径，是精简政府机构。两届政府谈论了多少年？精简了吗？事实上，公务员越多，反对改革的力量就越大。由此可见，要让一大批公务员真正失业，最难。上举两途径，其一是开源（人力是最稀缺的资源），其二是节流（官僚是最大的浪费）。既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倍增计划怎样落实？我的这番议论，有需要深入探讨的议题。例如，怎样看待“资本”？我试图说服我那些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朋友们相信这样的判断：未来二十年，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只不过，三十年前的教科书还停留在1950年代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里。人力资本时代的经济学，是1990年以后教科书的基调。中国的经济学，落后了几十年，因为，或许，控制着国内经济学院系的这批经济学家，既无暇更新自己的知识也不愿放弃陈旧的经济学。中国需要的，是第二次“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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