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年5月27日，叶海燕在海南万宁市第二小学门口举着写有“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牌子，抗议性侵小学生的恶行。有人质疑其“炒作”，“低俗”，“造成二次伤害”等。但现在看来，用艺术行为抗议的方式很好地唤起舆论对于幼女保护的讨论，也没有再次消费和曝光受害者，其实并无不妥。
艺术行为是表达抗议的另一条路径
举牌抗议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让全民参与进我们不能说、想不到的事情，并且让“保护幼女”的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舆论关注
叶海燕去万宁举牌，也有几位女权主义者一起同去。她们温和、从容、不徐不迫。除了举牌以外，她们现场还发送了有关反对性骚扰的文字资料，很多路人都上前索要。“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这张举牌照片传开后，催生了一系列网友声援照。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叶海燕此番举牌的行为也极为切题：明明是幼女受到性侵害，但家长不敢起诉，律师受到限制。校长要把女孩带到哪里，这后面进一步的黑幕是什么，答案我们大概无从知道。而叶海燕们举牌抗议行动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让我们不敢说、想不到的事情变得可以言说，变得可以讨论，并且使全民参与进“保护幼女”的议题，使它受到舆论前所未有的关注。而这一切效应，都和立足于动机推论的“炒作说”毫不相干。
法国右翼作家多米尼克用自杀抗议法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女权组织FEMAN裸身抗议多米尼克，这都是通过抗议来宣扬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行为的焦点在“抗议”本身，无关“炒作”
5月21日下午4点，法国巴黎圣母院里突然响起枪声。随着枪响，一位老人倒在祭坛前。老人的名字是多米尼克·温纳。在他自杀的前一天，法国刚刚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法案。作为保守右翼作家多米尼克自觉在“接受同性恋婚姻”和“接受伊斯兰统治法国”之间无路可走。只有在圣母祭坛前，以自己为祭品，来为他心目中纯粹的法兰西文明献祭。而就在多米尼克自杀的后一天，乌克兰女权组织“FEMAN”在多米尼克自杀的地方裸体抗议，她们在身体上书写“愿法西斯在地狱里安息”（May Fascis Rest In Hell）籍以嘲讽多米尼克。多米尼克作为一个保守的反同性恋者，他用自己的生命抗议；而FEMAN的女权主义者继续用裸身抗议多米尼克。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价值观严重对立，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她们都用“抗议”这个行为，去唤起舆论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件事的讨论。说到底，又与“炒作”何干呢？
抗议没有模糊事件焦点
批评抗议“模糊了事件焦点”者，实在是高估了抗议的作用。抗议只起到唤起舆论的作用，而对幼女的保护是司法机关的责任，偏偏他们却态度暧昧
从“海南校长携开房”事件至今，至少曝出8起校园猥亵性侵幼女案：5月8日，海南万宁，校长带着女生开房；5月15日，安徽潜山，校长12年性侵9女童；5月18日，安徽舒城，男教师猥亵7岁女生；5月20日，山东青岛 ，幼儿园保安猥亵儿童；5月21日，河南桐柏，54岁教师猥亵女生；5月21日，湖南嘉禾，小学老师猥亵多名女生；5月22日，广东雷州，小学校长性侵2女生；5月27日，广东深圳，老师猥亵4名学生。这些批评抗议者模糊了事件焦点者，实在是高估了抗议的作用。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性侵幼女案件一旦发生就应移交司法处理，这是原则问题。“但目前很多都是行政处理，也就是当成内部问题来解决，很多类似丑闻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走到法律程序。”而在今次“走到法律程序”的携幼女开房事件中，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机关态度也极为暧昧。事发之后，七名公益律师组团进入海南，正式向海南省检察院控告海南万宁警方涉嫌作伪证和徇私枉法。但随后主管部门发出通告，要求不得代理案件、外出需要申报。与此同时，组团公益律师的微博也被销号。
事情的焦点是“幼女受到校长性侵”这件事情本身，以及“如何保护幼女”，不应该由这个艺术行为本身来承担。在司法机关不作为的情况下，刻意地质疑这个行为，才是“模糊焦点”
事情的焦点是“幼女受到校长性侵”这件事情本身，以及“如何保护幼女”。在司法机关的程序明显存疑，家长的信访和呼吁被人为隔离，律师的监督被中断的情况下“开房找我”行动，貌似娱乐，实则无奈，是为了解决严肃的问题而生造娱乐的话题。“开房找我”娱乐化的外衣下面是一个极为严肃的理由，而权力部门是披着法律的外衣玩弄娱乐——事情的焦点本就不应该由这个艺术行为本身来承担，刻意地质疑这个艺术行为，才是“模糊焦点”。
说举牌抗议“二次伤害”则更近乎栽诬
艺术行为“二次伤害”说是建立在个人想象力之上的文字游戏，举牌抗议的口号并不针对当事人，也并没有再次消费、曝光受害者。而媒体详细追问受害者细节并公布影像，相关部门检验受害者处女膜并且广而告之才是真正的二次伤害
某些人担心的“开房找我”的艺术行为会给儿童带来二次伤害，或者带来负面影响，则是一种建立在丰富想象力上的批判。指责之后，道学先生们并没有出具有力的证据，也没有说明这种行为到底如何造成了“二次伤害”，更没有说明这种行为到底如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学校门口抗议”和“危害儿童”，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此种说法，只是建立在个人想象力之上的文字游戏，只是迎合了一个“这样干会对儿童造成二次伤害”的预设态度。其次，举牌抗议的口号并不针对当事人，也并没有再次消费、曝光受害者，牌子上的“开房”和“校长”等词，也显然是指性侵的行为和“性侵校长”这个族群。另一方面，在舆论界对“开房校长”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极富有道德人们，开始努力极力挖掘被性侵小学生的个人细节：媒体在旅店里采访她们，详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询问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如何发生、发生了几次；相关部门把小学生拉去医院检验处女膜，宣布“处女膜破裂”并连同记录女孩们身影的画面，在媒体上广而告之。两相较之，到底是谁在“二次伤害”受害者，又到底是谁在为受害者奔走呐喊？
举牌抗议不低俗
公民有对事件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有选择表达方式的自由，在几乎所有语境下，“放过小学生”都是极严肃的诉求表达。而看似戏谑的艺术行为，都是无声的愤怒，也是弱者最后的武器
校园性侵，当然是一件悲哀且严肃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海南万宁事件中性侵小学生的陈校长，竟然有使“校长”这个中性名词一夜之间污名化的巨大能量。事件发生以后，网络上的意见表达一时风靡云蒸。我们究竟该如何保护没有自保能力的小学生？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又该如何惩治癖好特殊、身份特殊的下半身罪犯？因为媒体和职能部门的暧昧，答案颇令人失望。面对这些无解的问题，叶海燕用“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行为艺术站了出来。此时，这个行为的本身，已经和艺术家的动机无关，也和艺术家本人无关。公民有对事件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有选择表达方式的自由。在这个看似戏谑的行为背后，是对傲慢权力的抗议，是愤怒的无声表达，同时，它也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开房找我”呼声之外，体现出的是“保护孩子的”焦虑。在几乎所有语境下，“放过小学生”都是极严肃的诉求表达。而其在网络上的强大的传播力，也恰恰反向印证了它的积极意义。
“开房找我”这个口号，不是性暗示，也不是性邀约，它是一种幽默、无奈但十分有力的宣言，宣示着舆论不会沉默
“举牌抗议”掀起了一股网络舆论风暴，也引来了一大批跟风者。有人质疑：“有在凤姐和芙蓉姐姐的跟风言论中的大量转发中，有哪些网友的焦点是放在性侵的严肃性上而不是凤姐或芙蓉姐姐的娱乐性上？还有一些公安系统人员竟也凑热闹，举起了“开房找我”的牌子。请问，“开房找我”这样低俗的语句能解决问题吗？”——举牌抗议只是在正常的言论渠道被压制的情况下的艺术行为，它显然解决不了“保护小学生”这个沉重而严肃的议题。“开房找我”这个口号，不是性暗示，也不是性邀约，它是一种幽默、无奈但十分有力的宣言，宣示着舆论不会沉默。批评参与者“低俗”，显然是给抗议行动和社会表达赋予了太强的感情色彩和道德色彩。
抗议行为是表达诉求，动机和参与人的身份不重要
抗议运动并不要求所有人动机高尚且单一，即便有人出于炒作和狂欢的心态心态参与其中，只要方式无不当，“动机不纯”也无可指摘。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示威者整日嘻哈玩乐有如嘉年华。
2011年9月17日，美国爆发了由加拿大反消费主义组织“广告克星”发起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活动的目标是持续占领纽约市金融中心区的华尔街，以反抗大公司的贪婪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反对大公司影响美国政治，以及金钱和公司对民主、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对法律和政治的负面影响。这个运动由少数人发起，大多数人跟风参与，参与的动机也各不相同。 《纽约每日新闻》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抗议者描述为“一群被宠坏的小屁孩”（bunch of spoiled brats）：他们在纽约祖科蒂公园安营扎寨，整个公园有如嘉年华。有些人一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也有人却着一本《民主原理》认真阅读。占领者们吃着他们的支持者本杰瑞公司提供的冰淇淋和麦当劳提供的汉堡，整日嘻嘻哈哈。对此，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张浩(化名)的形容是：“真有意思，像狂欢节一样。”
只要诉求正确，就不应该限定抗议者的身份
在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群当中，有蓝领的工人，有城市无业者，也有来自联合航空公司、大陆航空公司的飞机驾驶员，更有纪录片导演麦可·摩尔及奥斯卡影后苏珊·莎兰登这样的社会名流。只要诉求正确，就不应该限定抗议者的身份。数日之前，有网友便PS了一张日本AV女星苍井空举着“开房找我”的照片。某些媒体人不辨真假，基于高贵的本能反应和身份歧视，义愤填膺地对着一张PS照批评苍井空“开房找我”违反了“商业道德”，消费中国问题。也难怪会被传为笑谈。
结语：总而言之，严肃的“性侵幼女”这个严肃的社会议题和正常舆论被打压的背景之下，“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的艺术行为式抗议充满无奈，但同时，也充满力量。
出品：网易另一面 编辑：席骁儒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