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1】无论在哪个国家，所谓的都市贫民都是新移民，也就是今天讲的“打工者”，不过“打工者”这个词只有在中国才有，因为中国有所谓身份制的问题。
【要点2】纽约与巴勒的“都更”过程，最大的区别是巴黎穷人住在郊区，富人住在城里；美国穷人住在城里，富人住在郊区。美国市中心的衰落是穷人驱逐富人的过程。
【要点3】南非诸多现象和中国一样，比如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有一个很有名的“候鸟”现象——大量的南非黑人是城市里的流动劳工，家在外面，每到圣诞夜前就会出现交通拥堵，大量黑 人回去过节；圣诞长假过后，大量的黑人回来，把车站挤得水泄不通。
【要点4】如果廉租房不是给城市新贫民盖的，那是给谁盖的？难道让住豪宅的人申请廉租房？我们现在的保障房制度虽然是向西方学习的，但基于基础制度不一样，还是有很大问题。
【要点5】西方的问题是福利房本身的问题，中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种“负福利”保障制度。中国住房保障制度最大的问题是：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打工者。
【要点6】中国现在没有贫民窟问题，但有严重的家庭离散问题，一讲到打工者问题就要讲到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三留守”，“三留守”在中国加上打工者，家庭离散在中 国达到了两、三亿之多，这在将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要点7】要么给他自由，要么给他福利，要么两者都给，这些方式可能都有缺点，但最不持续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而企图用一种两栖人的办法避免所谓的城市化带来的弊病 ，这种现象既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要点8】“租户权”概念我觉得是城市贫民解决住房问题时所需要加以维护的概念。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更好的，那他们现在住的地方至少不能无条件的驱逐他们，中国特殊的租户权是指 相对于政府而言的租户权，而非相对于房主而言。在发达国家的租户权是指租佃双方的权利，比如我租了你的房子，我和房主之间就有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可中国现在驱赶租户不是房主，而 是政府，所以我们现在的租户权是面对政府的租户权。
【要点9】中国人的福利观念一定要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成问责型福利观，这个福利是我们向政府要的，而非政府恩赐我们的，政府给了我们不用感谢，政府不给我们就要。
“任何国家的贫民窟都是城市新移民构成的”
秦晖：这个话题对我来讲并不新鲜，三年以前我在深圳曾讲过：希望他们对于驱逐平民应手下留情。结果后来在媒体上被炒作成为——我认为在城市发展贫民窟的说法。其实我从来没讲 过这个话，谁也不喜欢贫民窟，但你不能给他更好的，把他们做得差的权利给剥夺了。那之后，我一直觉得是一个问题，就此讲过很多，但中国很多问题中国人讲话不管用，要外国人讲。比 如国企改革问题，自1993年就开始讲，到2003年郎咸平放了一炮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关于贫民居住权的问题也一样，尽管在2008年关注过一阵子，但后来又无声无息。今天年初一位外国人写了一本书《落脚城市》提出这个问题，才又引起一阵关注。贫民窟是我们经常谈 论的话题，也引进了很多讲西方城市化弊病的著作，比如《街角社会》等，大家可能很熟悉，这些著作的核心内容是都市化造成的贫民窟的问题，也就是说贫民窟引起了很多问题。这些著作 介绍得越多，越使中国人有一种很好的感觉：中国似乎没有这种问题。1989年以前有一位很有名的先生说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一方面最近几十年有2亿多农民进城，另一方面城市里没有贫民 窟。不过他接下来没有讲这样一句话——“这些人住在哪儿？”“这些人都住上了商品房？”“这些人都住上国家给他们提供的福利房了？”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
现在讲外国人的著作，比如城市有那么多的贫民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等，那是20世纪以后人们提出的问题。更早以前很多人提出过更为基本的问题，现在我们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 当年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恩格斯就讲过这个问题。马、恩谈论城市贫民居住问题最有名的著作可能也是唯一的一部专著，即恩格斯写的《住宅问题》，住宅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专门为了 批判我们国内流行的说法而写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居然没有什么人知道此事。不过当时有一个背景，社会主义者另外一个流派是蒲鲁东，他对当时十九世纪欧洲城市贫民窟发表过和 我们现在主流很流行的一些说法：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窟，这是很不好的现象，是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罪恶。原来他们在农村本来是很好的，田园牧歌风光，在农村有农业、 手工业，本可以男耕女织过得很好，但由于资本主义的迁徙自由使他们跑到城里，结果造成种种问题，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资本主义以前不会这样。恩格斯这本书主要是针对这些 ，所以应该使这些人留在农村，不要急于进城。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一开始就说“贫民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穷人一般住得很差，不是我们“现在”（“现在”指1870年前后的西方）特有的现象，甚至也不是现在无产阶 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痛苦不同的特有痛苦。相反，穷人住得差是同等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也就是说贫民窟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那资本主义社会独有 的毛病是什么？恩格斯说“真正资本主义独有的矛盾是大规模的驱逐农民，大规模的强拆贫民窟，造成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没法维持了。”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贫民 窟几乎都是从农村来的人构成的，从来没有城里原来住得很好的人沦落到贫民窟，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没有大规模的发生过（小规模会有，因为人民的处境会变好也会变坏）。但我们 以前讲所谓的贫民窟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结果，有人认变富了，大部分人变穷了，穷人沦落到贫民窟的说法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国家的贫民窟都是城市新移民构成的，也就是从农村 进入贫民窟。只不过有些国家发展很快，贫民窟的流动性很大，很多人在那里过渡若干年后就走了；有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就业率比较低，于是这些人在那里呆的时间比较长，甚至呆的一 、两辈子，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但无论在哪个国家，所谓的都市贫民都是新移民，也就是今天讲的“打工者”，不过“打工者”这个词只有在中国才有，因为中国有所谓身份制的问题。前年有人说“打工者”这个词有 启歧视性，要换了一个名字“流动工人”——意思是家在农村，自己跑到城市里打工，在城市里无法安家的那些人。当时我觉得很滑稽，因为“流动工人”概念在某个国家长期以来作为政府 法定的用语，这个国家是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南非把黑人当成流动工人，黑人可进城打工，不可进城安家，给进城打工的人发一个暂住证，在街上随时抓他们，要他们出示证件，没有证件 就收容，送他们到昌平筛沙子（现场笑），由此引起种种故事。但南非当局不说他们是黑人工人（有种族歧视的色彩），所以叫“流动工人”。我说“流动工人”正好是南非早就用过的一个 概念，结果搞得那位朋友很恼火。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学南非，他根本不知道南非有“流动工人”的事，只不过英雄所见略同。
“法国奥斯曼大拆迁的新移民”
恩格斯说“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条件也无法维持了，现代（指19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 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比如高级商业街区、豪华 街区等，“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 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 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恩格斯在这本书中谈到一个典型，即法国在1850年—1870年出现的所谓城市改造案例——奥斯曼对巴黎改造。奥斯曼对巴黎改造在城市建设史上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而且在经典城市规划理论中往往作为正面典型提出来，如果仅仅从城市规划角度讲奥斯曼改造的确很成功，使巴黎成为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但奥斯曼改造引起的负作 用非常大，而且当时受到不管是法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也引起很大后果。
恩格斯说“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奥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是奥斯曼精神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很通行，并且不论在柏林或维也纳也 都很逍遥自在。”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奥斯曼以驱逐贫民的方式制造一个豪华城市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可我要说，恩格斯这种说法不对，对奥斯曼的谴责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奥斯曼现 象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其实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现象，因为说实在的，能够像奥斯曼那样用铁腕手段驱逐贫民的，在共和制国家、民主制度下难以做到。奥斯曼现象其实就是法国在一个特 殊的历史环境下而形成的，1850-1870年是法兰西的第二帝国，这个时期法国复辟了帝制，法国革命后出现的共和民主原则被颠覆掉，在波拿巴主义（实际上是寡头专制主义）的条件下，用铁 腕搞城管的条件，于是有了奥斯曼的改建。我们知道中世纪的巴黎没有什么贫民窟，当时的法国农民在中世纪是农奴，没有迁徙自由，乃至在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国都有很严格的所谓的城 管制度或者《资本论》中的“血腥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到处抓流浪汉，那时候不存在现在讲的西方毛病：美国那么发达国家的城市里还有流浪汉。那时候没有，一有就抓起来，实行 强制收容制度。老百姓不可能流浪，这在《资本论》中也有讨论。
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情况不一样，老百姓有迁徙自由，城里工业化兴起，很多人进来打工，于是巴黎就变得乱糟糟，上流社会看不惯。还造成另一种现象，巴黎穷人住宅区一个很大的特 点是街道比较窄，而且住宅区经常发生我们以前讲的“革命”，如果大家读过《悲惨世界》会经常看到这种场景，一有这种场景统治者想到的是拿炮轰。但原来巴黎的街道很小，大炮拉不进 去，第二帝国时期就认为要把巴黎改造成为由笔直、宽敞的大街和豪华大厦组成的一个城市。1852年拿破仑三世通过政变颠覆共和恢复帝制后，政治出现专制化的趋势，民权被严重削弱。
在此背景下，把巴黎的警察局长奥斯曼伯爵提拔为巴黎市长，授命他清理贫民区。奥斯曼的权力很大，当时被称为“副皇帝”（除了拿破仑三世外，没有谁比他更厉害，只对拿破仑三世 负责），据说他是将此案在城市地图上穿过拥挤狭窄的街道划出条条直线，创造了新的城市形式，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位给林荫大道，创造了当时世界说最直最宽的街道。在他当巴黎市 长的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的清理了贫民区。在这个阶段，第二帝国投入巨资，为打造新巴黎花了25亿法郎（这时期国家每年的财政总支出只有14—25亿法郎）。巴黎的 变化反映在没有的很多美术作品中，那时候照相不普遍，但美术家留下了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在法国很多博物馆都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美术作品。
奥斯曼大拆迁的结果的确把巴黎搞得非常漂亮，现在巴黎很多建筑都奥斯曼式的大道，最有名的是这条：香舍丽榭大街，巴黎典型的景观大道。这个大街旁边的房子是奥斯曼式大厦，奥 斯曼式大厦的特点是在规划好的街区中，一个四方形的街区就是一个连体大厦，典型的建筑是四面为街的框，一圈楼房连在一块统一规划。这种房子在以前中国的城市也有，比如武汉的六度 桥也有奥斯曼式的大厦，现在巴黎还有很多这种房子。
奥斯曼这种开发商房地产商联手进行，当时有城市开发的协议，奥斯曼政府和开发商签订的协议，今天读起来和今天看到的协议很相象，大致是在城市土地国有化的前提下（这些土地都 是国有的，交给开发商有一定的年限，我们是70年，奥斯曼是60年），保证开发商在10年内赚得盆满钵满，因为政府可以保证低成本拆迁，政府用强制手段把穷人赶走，而且政府用大量的物 力提供物流和商业环境的条件，讲得简单一点是可以搞基础设施配套，使这个地方很快的积累人气，使开发商能很快回收成本。用这种办法的确极大地改变了巴黎，奥斯曼以前的老巴黎在油 画上都有反映。
巴黎有个地方叫蒙马特，现在有一个红磨坊，蒙马特是巴黎有名的艺术街区。蒙马特原来是一个农贸市场一样的地方，但经过奥斯曼的17年不分昼夜的大拆迁，在电灯不普遍的情况下点 着汽灯昼夜施工，经过施工后巴黎焕然一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奥斯曼街区道路非常宽、非常直，奥斯曼街区其中的一个地方叫歌剧院广场，歌剧院广场旁边斜的街道现在还叫奥斯曼大道。 去过巴黎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条大道，因为这条大道上有两个地方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去的，即巴黎最大的两个豪华购物场所：老佛爷百货、巴黎春天，中国人把老佛爷百货叫老佛爷，中国一 大帮人在那里疯狂抢购路易威登，那个地方现在充满中国导购，法国留学生在那里当导购员，拉法国的内需。
歌剧院广场的设计完全把原来巴黎街道、路全部打乱，不是由原来的街道拓宽造成的，原来这个地方是一片小胡同，全部推光，按照划到哪里拆到哪里。之后的巴黎很豪华，很长一段时间巴 黎被认为是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像这一条斯托波尔林荫道，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笔直大道（二十多公里）。这里是共和国广场（图）。在这个时期，尽管第二帝国期间舆论管制比较严，但人 们普遍对奥斯曼这种做法厌恶，对这种大拆迁很媒体，媒体对奥斯曼的抱怨也很多。这种抱怨有两种：一种是此拆迁破坏了历史风貌。比较怀旧的人说把原来巴黎的古迹给拆掉了。如果仅就 这一点而言，我要为奥斯曼说话，因为奥斯曼对于保护古建筑很在意，因此奥斯曼改建以后的法国就这点来讲并不严重，还是保留了巴黎的古建筑。但真正引起反感的是那些被驱逐的人，奥 斯曼改建以后的巴黎变成大楼社会，当时有这么一幅漫画讲改建以后巴黎主城区没有穷人的立足之地，穷人如果留在巴黎，只能住在屋顶下没有窗的阁楼里，奥斯曼大厦很豪华，下面都是高 档场所，阁楼间就住着为富人服务的穷人。更严重的是大量穷人被赶到四环、五环外甚至六环外，他们居住的地方照样很糟糕。整个过程造成很大问题，也积累了很大民愤。
到1870年2月，第二帝国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第二帝国采取的一个办法是通过对外转移矛盾。大家知道1870年就挑起了普法战争，如果打赢是另外一回事，偏偏此政府很腐败，结果打败了— —战争引起革命。1870年后法国就发生了一次政治动荡，大家知道1870-1871年连续发生了三次革命（九月革命、十一月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三次事件使第二帝国彻底瓦解，在动荡 中产生了第三共和国。在第二帝国行将崩溃时，议会对奥斯曼的谴责很厉害，奥斯曼于1870年2月在骂声中被迫下台，奥斯曼很聪明，一下台马上出国到意大利，后来死在意大利。后来证明他 走得非常及时，如果再过几个月他够走不了，因为半年后第二帝国垮台，社会矛盾爆发。在这个社会矛盾中最有名的是1871年5月23日发生的巴黎大火，在巴黎公社的动乱中有人到处放火，把 法国很多有名的建筑烧掉，所谓的奥斯曼街区被烧掉了1/3，有些地方后来又进行了重建，如果大家去过巴黎都会看到，比如荣誉军人院、参议院等。但有些建筑在那次被烧掉后再也没有被恢 复，比如法国国王最常住的杜乐丽宫。现在去巴黎会看到卢浮宫西边是杜乐丽花园，杜乐丽花园就是原来的杜乐丽宫旧址，那个宫被烧掉后没有复建。当时的巴黎大火被普遍认为是穷人的报 仇。
“美国与法国的‘都更’进程”
不过奥斯曼拆迁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要说别的国家，就说法国本身，到了第三共和时代也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做城市建设，其他国家更不用说。美国现在有一个现象，即美国大城市市中 心的衰落和郊区的繁荣。关于这点很多人说是由于汽车时代的兴起，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美国大城市市中心的衰落过程，在19世纪汽车未普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不过这只是美国的 现象，很多欧洲城市尤其是法国不是这样，同样是西方城市，巴黎和美国城市的区别非常大，最大的区别是巴黎穷人住在几环外，富人住在城里；美国穷人住在城里，富人住在郊区。对这个 现象我觉得和体制有很大关系，美国市中心的衰落（现在没有发生城市衰落的问题，所谓郊区化是城市化所谓更高级阶段而已，郊区里住的也不是农民）是穷人驱逐富人的过程，同样是民主 国家，美国比欧洲更贫民化，欧洲中世纪有贵族传统，美国没有，所以美国比欧洲更贫民化，穷人进城更理直气壮，当然原来有种族歧视的，黑人在农村摘棉花，《汤姆叔叔的小屋》那个时 代的黑人基本在农村。但南北战争后，黑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就由一个纯粹的农村族群变成纯粹的城市族群，几乎都进了城，今天美国的农村见不到黑人，他们在城里，而且在大城市中占 了很大比重。黑人进城的结果是富人纷纷走了。其实美国政府没有这样主张，而是极力主张贫富混合居住，但可以让穷人进来，就不能防止富人搬走，这是他们所面临的大问题。很多国家， 比如种族隔离废除后的南非也有这样的问题，有人说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约翰内斯堡就像北京，但今天的约翰内斯堡有点像马尼拉（菲律宾朋友的话），南非的富人都跑到郊区。
法国没有这样的现象，在奥斯曼后不能像奥斯曼那样搞了，但不意味着法国在奥斯曼以后不搞城市建设了，旧城拆后改建新的过程在世界包括港台都有一个说法，叫“都更”（都市更新 ），都更的对象是拆比较破旧的房子。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也在做，不过做的方式不一样，典型的案例是法国东部圣安东郊区，其实“圣安东郊区”的翻译不对，我觉得应该叫“圣安东田园 ”，那个地方有田园。圣安东郊区是很多故事发生的地方，圣安东郊区是巴黎东西中轴线的一段，就像中国的长安街一样，其中有一段是香舍丽榭大街，巴士底狱以西到民族广场一段就是圣 安东郊区，此地是“打工者”集中居住的地方，法国没有“打工者”一词，总而言之是从乡下到城市打工者集中居住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原来的确有很多田园，不过这边有一条圣马丁运河，那时法国铁路比较少，大部分工厂在运河边。由于这些工厂，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发展成为打工者 居住的地方。不过此地的打工者很有力量，用今天的话讲是他们维权本领很高，一般人不太容易惹得起他们，奥斯曼尽管拆光了巴黎的很多地方，但这个地方没有动。1853年奥斯曼拆迁时
期，圣安东郊区周边出现蓝色线条的奥斯曼大道，但圣安东郊区没有变，奥斯曼绕着走。但到第三共和国时期圣安东郊区发生了变化，进行了改变。到了1938年（第三共和国末期）红色 线条的地方都是在共和时期进行的改建，其中最有名的是圣安东教区街，现在的圣安东郊区街已经是完全的繁华商业区，不是打工者居住区。但这个改建和奥斯曼时代的改建有很大不同，现 在可以看一下卫星地图，法国奥斯曼式的街区特征非常明显，比如这样的地方经过规划，笔直大道围成整座楼，连体建筑，一个框形全部围在一起。这条街是圣安东郊区街，这条也街经过改 建，原先没有一座这种建筑，全部是单体大厦。也就是说这条街道的改建全部是以自由协议的方式进行个案改造，非成片推光。这片街区也有成片推光的，即见天法国最大的贫民医院——圣 安东医院，圣安东医院规模之大相当于我们的大学校园，那是整片拆迁的。对于工业目的的拆迁，共和国时代也有一套规矩，由于时间缘故我不能讲得太详细，总而言之基本是按照民主法治 的法则进行，没有搞铁腕的做法。
今天我们若去圣安东郊区街会看到这个地方已经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但附近的胡同里仍然是穷人住宅区，是巴黎很少见的在主城区内仍然保留穷人住宅的地方，而且有新的穷人进入这 个地区，即法国的移民，尤其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在萨达姆时期从伊拉克大量跑到法国来，库尔德人反萨达姆，美国出兵伊拉克，法国反对出兵，但在巴黎的库尔德人支持美国出兵，因为 他是很恨萨达姆的人。我们当时在圣安东郊区街上看到住在附近的库尔德人游行。
城市改造在民主化条件下、共和条件也是可以进行的，但手段和奥斯曼时代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住英国）在1869年（即奥斯曼时代）曾讲过“几乎游遍了整个巴黎，奥斯曼化的街区的 确非常漂亮。”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法国人）当时住在巴黎的六环外，用我们今天的说法是“城乡结合部”，他说那个地方很糟糕，没有多大变化，也没有奥斯曼街道，依旧狭窄不看，但 塞纳河对岸的变化很大，很漂亮。
民主化以后，他们就不能再驱赶穷人，不过穷人反过来提出改善的要求，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尤其是“福利”概念兴起后，发达国家在城市里基本消除了“棚户区”。我们今天所讲 的“廉租房”是专门为穷人盖的公共住房，变成城市改造中一个显著现象，这些国家的穷人住宅区包括法国和美国都是如此，但美国有一点不一样，美国很多建筑建在主城区，巴黎基本建在 外面，都是一栋栋大楼，从外观看建筑非常漂亮，但人们仍然认为很不人道，街道楼太高，住在里面感到很压抑，因为富人住在House里，只有穷人才住那么高的楼，而且绿地也不多，谴责很 厉害。所以到70年代后，巴黎出现了第三代贫民区——比较矮的楼房，绿地比较多，公共建筑比较多。但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面临很多问题。
2005年巴黎郊区发生过“十一月骚乱”，在克利希苏布瓦，那个地方都是非洲来的移民，因为警察怀疑两个移民（其实所谓移民都是移民第二代，爹妈已经到法国的），要检查，这两个 人逃跑撞到电压器上被电死，结果引起了大风波，克利希苏布瓦地区的移民烧汽车，搞得很厉害，最后造成很大的事情。我们也报道了那年法国的事。就在那时候我在中国网站上看到一个广 告，讲一个法国的化妆品（中国很多法国化妆品是假洋鬼子，在法国见不到这种化妆品，那时候在中国流行的品牌是诗妤），网页说“法国诗妤化妆品企业集团组建于1983年，总部位于巴黎 东北市郊风景如画的克利希苏布瓦。”看到这个广告的人，一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克利希苏布瓦发生这件事情的地点。广告中把克利希苏布瓦形容为“风景如画”，我后来去过此地，这个地 方的确很漂亮，距离巴黎市中心15.8公里（相当于北京五环到市中心），这个地方原来是森林，法国国王打猎的地方，从1955年开始城市化成为法国福利国家扶贫制度下一处大型公屋社区。 现在这个地方有3万人口，主要都是居住在法国政府盖的廉租房里。这3万人基本是非洲来的黑人、穆斯林。
这整个镇区是绿地环绕的现代化工业楼群，建筑密度很低，规划也很整齐。这个地方有3.95平方公里，人口3万，人口密度是一平方公里8000人，此密度比海淀区的人口密度还要低。其中 1.1平方公里是连片的森林公园。此地建筑里头有一个是原国王打猎的古筑，还有一些公寓楼群，从楼上可以望到的中产阶级社区，就是小房子，法国中产阶级如果在郊区一般有自己的独立小 房子。克利希苏布瓦的公屋有第二代公屋（高层建筑），也有第三代公屋（矮的，有绿地的房子）。克利希苏布瓦最寒酸的是市政厅。法国城市的市政厅是豪华的，如果是美国更寒酸，中国 很多官员到美国的市政府很不适应：哪是市政府，就跟公共厕所差不多，很小的房子，比起我们的政府大厦差得很远。但法国有一点像中国，法国是一个大政府社会，法国巴黎的市政厅很漂 亮，比美国市政厅要漂亮不少，但克利希苏布瓦市政厅很小。如果你去克利希苏布瓦会觉得那是一个居住环境很好的地方，但那里的贫民不满，第一嫌就业困难，住得远；二是这个地方没有 好学校，好的老师不愿意到这个地方到来；三是这个地方的自然问题很大。在发达国家所谓的贫民窟，用英语来讲是“Slum”，“Slum”在现在发达国家主要不是“建筑”的概念，而是一个 “人文环境”的概念，所谓“Slum”是环境很差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基本特点是有很多大楼但没人住，保险费收得很高，如果在那里买汽车投保比其它地方保五、六倍，那个地方的刑事案件 比较多。由于这次事件导致克利希苏布瓦闹起来，闹到全国很多地方发生移民骚乱。
这个事情完后在法国引起讨论：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是，讨论来讨论去大部分人认为继续改善帮助穷人维权的办法解决。但我很困惑，如果从棚户区变成第二代福利房， 变成第三代福利房，要盖第四代福利房，即使是这样，能够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吗？——自尊心受到挫伤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样的问题十全十美肯定是没有办法的，再加上最近几年西方尤 其是欧洲经济出现问题很重要的是福利制度很难维持，我想这个问题更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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