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圳——一家位于珠江三角洲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研究机构现在有着一系列令人叹服的专业强项，从机器人、纳米医学到磁共振，不一而足。
但是，据美国检察官称，这些尖端研究并非都是本土创新的结果。上月，这些检察官指控纽约大学医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三名中国科学家收受贿赂，并和他们真正的雇主——该深圳研究所及另外一个上海医疗科技公司——分享研究发现。
尽管一直以来，大量关注都集中于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但美国官员及分析人士称，这是一个相关的行动：通过直接从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工作的科学家那里获得海外技术，来提升中国的竞争力，而该深圳研究所正是这类活动的“先锋”。根据该联邦法院案件所提供的信息，以及三位专家上月出版的书籍，中国大力吸引这些科学家回国工作，或在有些情况下让那些留在海外的人与国内分享自己知道的东西。上述三位专家目前在为美国政府进行中国研究。
本周晚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在加利福尼亚召开峰会，在此之前，两国已同意将就网络安全以及商业间谍问题举行定期会晤。但目前尚未有迹象表明，这些讨论将取得何种成果。
新书《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Chinese Industrial Espionage)的作者说，在中国共产党以及政府的各个层次，技术转移都是一个官方政策。由于有关技术转移的法律可能很模糊，甚至不存在，技术转移通常会发生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该书的作者们警告道，美国和其他国家需要意识到中国工业间谍活动的严重程度，它已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类似活动，并威胁到了美国的竞争力。
他们认为，中国收集海外技术的活动规模很大，以至于美国联邦机构国家反间谍执行局(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已考虑每年发布两份报告：一份针对中国，一份针对世界其他国家。
该书的作者，威廉·C·汉纳斯(William C. Hannas)、詹姆斯·马尔维农(James Mulvenon)以及安娜·B·普利西(Anna B. Puglisi)在回复问题时写道，“中国完全属于一个不同的范畴，不仅从规模、数量以及转移渠道上，而且在参与者本身道德底线的不可知性及政府支持程度上，都超越了国际常态。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他们说，中国使用的策略有很多种，包括为归国人员建立科学园区，以及说服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
马尔维农受雇于华盛顿地区的私人情报公司“防卫集团公司”(Defense Group Inc.)，该公司表示，相关纽约大学科学家被控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这个由政府出资赞助的研究中心雇佣拥有技术知识的海外华人，并且“寻求和显示出巨大技术转移可能性的外国公司与研究机构发展合作关系”。
深圳研究所的女发言人说，该机构正在对纽约大学案涉及的指控行为进行调查。纽约大学放射学系副教授、被指控的主要科学家朱宇东（Zhu Yudong，音译）的律师说，美国政府“根据他们发现的一些证据得出了一些错误结论”，并称，朱宇东并没有为上海的公司效力。
5月，盗取美国知识产权问题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发布报告称，科技窃取每年共造成逾3000亿美元（约合1.8万亿元人民币）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到亚洲的年度出口总额。“基本上每个领域、每种技术都遭到了攻击，”委员会表示。
“中国的国家工业政策目标鼓励知识产权盗窃，供职于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大量中国人参与了这种活动，”该委员会的报告上写道。该委员会由前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C ·布莱尔(Dennis C. Blair)及前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M. Huntsman Jr.)领导。
中国外交部以及国务院拒绝对本文置评。5月初，中国商务部否定了美国贸易代表作出的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指控。商务部称，“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在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外界认为，像纽约大学海外华人科学家和学者被控秘密转移技术资料这样的案例实属少见，特别是考虑到赴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在去年已达到40万。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技术盗窃的日益重视已经让一些华裔美国人和海外华人担心，自己会遭到不合理的迫害。他们提到李文和案的彻底失败。李文和是一位华裔美国科学家，被联邦官员错误地指控偷窃了与核技术相关的机密文件。
美国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院长吴华扬(Frank H. Wu)也是一家华裔美国人权利倡导团体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的成员，他敦促美国人不要以种族来评判人。“这很复杂，因为事实混乱不清，”他说，同时呼吁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公平”原则。
一些外国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科研机构尚未能将从海外华人那里获取的技术知识充分转变为生产力。一个众人皆知的经营失败案例就是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该公司曾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组件生产商之一，它主要的子公司在3月宣布破产。它的创办人施正荣曾是海外科学家，取得了澳大利亚的公民身份，在决定回国创办企业之前，他的名下已有数项发明专利。无锡市通过为他的公司提供600万美元启动资金吸引他去当地办企业。
也有一些科技领域的海外华人团体毫不避讳它们与中国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其中一个组织就是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协会(Silicon Valley Chinese Overseas Business Association)，它的公开目标就是促进其成员的商业利益，他们中一些人在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大学担任技术顾问。它的会长朱东屏创办了艾普创数据技术有限公司(Zaptron Systems)，专事分析中国股市信息。该组织在上海和大连都有实验室。
朱东屏的网上简历显示，他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自从1995年起，他每年都被中国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邀请召开研讨会，并为中国的工业园和高科技园区出谋划策。
“如果我们要转移，我们只需要带着我们自己的技术就可以了，”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技术转移和间谍活动只有一线之差。我相信，行业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底线在那里，不会越过它。”
那本有关工业间谍的书籍的作者说，他们并没有试图不公平地将目光专注于海外华人；相反地，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各种行动的精密程度。
这本书指出，从1955年前后开始，中国打造了一个从海外获取信息的体系，专注于开放来源的材料，并将“信息”和“情报”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作者写道，如今，该国政府公开向海外华人呼吁，把技术“借”给它，2001年，这样一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吸引了成百上千的海外华人参加。
在中国各地，技术被转化成产品和设备，包括在一些指定的技术转让中心。上海就有10个这样的转让中心，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有着数以千计的待转让项目，作者写道。
其中之一的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另一家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有大约7500名雇员，分布在本地的各个实验室、研究中心和办公室，致力于“转化”外国技术，其领域包括微电子、激光和核技术，作者写道。
在纽约大学的案子里，检察官表示，那几名中国科学家瞒着他们的美国雇主，效力于深圳和上海机构。这些科学家专门研究磁共振成像(MRI)技术，用来自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数百万美元资金在纽约大学做研究。检察官说，纽约大学秘密拍摄了他们在实验室里的行为，并查看了他们的电子邮件，其中包括一些写给深圳中心和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之后他们的行为暴露。朱宇东博士和一位同事在5月被捕，但第三名科学家此前已回到中国。
在问到这个案子时，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公司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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