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夫人的政治学涵义，并不完全在国际场合，恐怕也在国内场合。此次的第一夫人旋风给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印象，而如何长期地持续，并且将这股旋风扩大到国内来，恐怕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彭丽媛的个人魅力了。”
2012年，一部宫斗戏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话题长盛不衰，那就是《甄嬛传》。在多数中国的想象中，传统中国的后宫政治似乎就应该是如此：残酷、无情、厮杀。当然，后宫戏，包括后宫文学，早就已经在中国存在，甄嬛既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以后宫来开始谈论第一夫人这个话题，似乎显得有些不合适。中国的现代政治最起码早就已经摆脱了后宫这样一种非人道的、有悖于现代性别伦理的制度。不过，我想要说的是，中国人对于第一夫人，或者对于领袖夫人政治这样的现象，仍然停留在后宫戏相似的想象之中。
1949年以来，夫人政治就几乎是中国政治的几大禁忌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代的夫人，在中国的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的确令人无法摆脱后宫政治的自然想象。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林彪的夫人叶群以及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均在中国政治的运行乃至命运中留下过浓重的笔墨。
这在整个世界的现代政治史上都算是一种稀罕的经历。且不说西方国家的夫人们与政治之间早就以制度的形式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之中，也未曾有夫人们在政治决策和运行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记录，包括越南的胡志明、古巴的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日成等。
在建国之后至文革之前，政治领袖的夫人们还普遍地处于一种正常的范围之内，虽然也多数在党和国家的机构中担任职务，但是对于政治的走向尚无重大的影响。而文革开始之后这些夫人们普遍在政治作用中突显出来，多少关涉着整体制度的崩溃，而政治决策又回归到家庭或家族这样一个原始的状态之中相关。
至于第一夫人，迟至20世纪末，在中国尚未一个不存在的事物。1963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他的夫人王光美穿旗袍、带珍珠项链，曾经一时引发了热潮。但是当时在中国主政的，仍然是毛泽东，也谈不上什么第一夫人这样的概念。
真正能够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视野中的，是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其后，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也曾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然而，他们留在国人心中的印象，是在国事访问时偶尔显露的身影：默默地陪伴在丈夫身边，面带微笑，挥手致意，从来没有公开讲过话，更不知个性如何。真正赢得了第一夫人名号和风光的，正是此次随同习近平出访的彭丽媛。也就是彭丽媛，使第一夫人真正进入了中国现代化政治的视野。
就现代社会的政治学常识而言，第一夫人既是元首家庭和谐幸福、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象征，她们又能够参与包括慈善、教育和女性平等等方面的工作。如果第一夫人是一个职业女性，那么更能够为元首加分。近些年来，美国几任第一夫人，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布什的夫人劳拉和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都为他们的当选立下奇功。而在外交场合中，第一夫人随访，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既能够表明元首家庭和谐，又能够呈现出元首夫人关心慈善、教育等世界性话题，传递国家的正能量和价值观，可为国家和元首大大加分。
因此，第一夫人在现代社会与外交关系之中，乃是一个正式的建制，而非随意与临时的安排。并非说单身国家元首不存在，而只是指，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一夫人的存在与表现，是一国政治正常、开明乃至优异的一种呈现。
彭丽媛作为一个军旅歌手，长期以来为中国人所熟悉与喜爱，甚至多数时间里其名气大大高于她的丈夫习近平。此次随访俄罗斯，彭丽媛的着装、表现与风度，引发了国际社会和中国普通民众的大量关注，的确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夫人政治大放异彩的一次表演，也乃是中国政治正面形象的一次展示。
然而，像彭丽媛这样的第一夫人毕竟少见，而其在外交和国际场合之中出现，也自然未必那么频繁。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夫人的政治学涵义，并不完全在国际场合，恐怕也在国内场合。
中国的夫人政治长期徘徊在宫斗戏的阴影之中，而夫人在许多贪渎案件中有着不可抹煞的重要作用，这都是中国夫人政治的常态。要摆脱人们于此的固化想象，使夫人政治合于现代社会的框架之中，恐怕最重要的，还是将制度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将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制度化的调整。那么无论夫人仅仅作为一个象征的存在，还是个体的政治发展，都属于正常的范围，从而摒弃想象和推理的存在。
此次的第一夫人旋风给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印象，而如何长期地持续，并且将这股旋风扩大到国内来，恐怕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彭丽媛的个人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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