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胡风、舒芜与周扬们（上）
建国初期胡风的困惑和痛苦
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九五○年，胡风与舒芜之间有几次通信，颇值得注意。舒芜在三月的信里，兴奋地向胡风报告：自己的心情不再像解放以前“那么寂寞荒凉，而是面临着新的从未做过的实际行政工作之际，所感到的激动和担心”。胡风随即回信，对舒芜的新觉悟表示赞赏：“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这时候，胡风和舒芜之间还是以诚相待，他们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把新中国的成立看作是自己的胜利，由衷地拥护共产党；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思想改造，他们也都完全认同与接受。面对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胡风更有一种底气：“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如果舒芜此时得到党的信任还多少有些受宠若惊，而在胡风看来党理所应当地信任与重用自己。胡风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定位也远高于舒芜：不仅要作革命的拥护者、歌颂者，而且应该拥有对革命的“解释”权。可是一切阐释历史的话语权，在党看来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权。
于是，新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颇为奇怪、又是必然的现象：本来与革命事业并无深刻联系的舒芜以及类似的知识分子，这时由于拥护党、歌颂党，并安于这种拥护与歌颂，就获得了党的信任和超乎他自己期待的重用。相反，“大半生追求”革命的胡风，却因为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被认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而得不到他所期待的重用。舒芜和胡风在革命胜利后的不同境遇，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不同选择、不同命运。
胡风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境与地位的尴尬。一九五○年十月，在给爱妻梅志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大关键，我们还是吊在旁边，但我们总要不愧对这个时代的。”这里传递出的三个信息，都值得注意：对于胡风这类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完全自觉地意识到，革命胜利把中国历史推到一个大转折的“大关键”时刻，因而产生了亟欲大展宏图、大显身手的主观愿望与意志。但一种自己不能掌握的力量，却把他们“吊在旁边”，被迫做历史的旁观者，这样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处境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胡风建国后的最大痛苦。但他却试图以更大的意志力量，对抗这样的历史命运。
作为挣扎的第一个努力，胡风要向党、向毛泽东、向新政权，表示自己的“真诚”：这就是胡风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短短三个月间写成的四千六百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高喊：“时间开始了！祖国新生了！人民站立起来了！”他歌唱：“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他赞颂人民集合在党的“大旗下面”，“在放光的大旗下面放光！在歌唱的大旗下面歌唱！”在胡风的笔下，“祖国”和“人民”，“时间”和“历史”，“劳动”和“真理”，与“毛泽东”和“党”是融合为一体的，他这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绝对真诚的。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始终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爱和恨，是代表了祖国和人民的意志，符合时代的需要，就是说，自我也是和革命、时代、祖国、人民、党、真理融为一体的：他完全被这些“大词”征服并且迷恋于此。
当然，胡风不能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在给梅志的信里又有这样无奈的表白：“但旗子是在别人手上，别人用旗子来压我打我，我除了用真诚的工作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掌握了党的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周扬们（在给梅志的信里，胡风具体点名的除周扬外，还有冯雪峰、丁玲、何其芳等人）；在胡风看来，他们沆瀣一气，打着党的旗子来打压自己，而且他们背后还有“国家的权威”。胡风很清楚，他是“向着一种庞大的东西作战”。问题是，胡风感到受压并非过于敏感，而有其事实依据。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里谈到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写到第二篇就不能发表，只投到地方报纸，以后《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又连续发表何其芳等人写的批判文章，指责胡风诗里有“牢骚”，“歪曲了毛主席”等等。党报一发言，印成的诗集就被限制发行。后来胡风写了歌颂工农兵的报告文学《和新人物在一起》，也受到多方刁难。最后正如胡风所说，他写的文字几乎就没有发表的可能了。这正是党管宣传（从出版到发行到批评）的文化体制的威力。
但胡风却并不认为这是党对他的打压，以为仅仅是文艺界的领导周扬们的宗派主义所致。而且他这样看待跟周扬们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现在的问题是：维持一两个文坛主人的权威呢，还是要解决这个伟大的人民底事业，党底事业？真理绝不在他们手上，但枪是抓在他们手上的。”胡风是怀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以至神圣感来对待和周扬们的斗争的：“现在是一个最艰难的关头，这要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造性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们不得不作这个斗争。”胡风这里把问题提到“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造性”这样的高度，自然大有深意。胡风晚年，对自己当时的思想有这样一个说明：“我的全部感情倾注到一个问题上面，夺取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胜利的党，会不会遭遇到从内部瓦解这个极其严肃的前途问题上面。”胡风在和周扬们的论争、博弈中表现得特别固执、坚定，不肯妥协，这或许是更内在的思想上的原因。
当时，胡风是把希望寄托于党的“神经中枢”，他多次表示：非得有“在党内站高位的人出来，情形是不能改变的”。经过长久的等待，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的指示是：“一、要参加集体生活（工作），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和同代人合作，相互讨论，修正错误；二、对党要提出要求，要更好地发挥力量。”短短的两点指示所包含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首先，“要更好地发挥力量”，表明中共仍然把胡风视为一种可用的力量，将其作为统战对象。胡风却期待把他当作“党的人”而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有些一厢情愿了。其次，发挥力量是要有条件的。所谓“要参加工作”，“对党要提出（入党的）要求”，这意味着要纳入体制；所谓要“和同代人合作”，是让他臣服于周扬一类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胡风在给梅志的信中说：“这是要我把‘同时代人’都当作同志”，“要纠结在一起，否则，不承认你”，这个“不承认你”正是要害。所谓“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云云，则有言外之意。周恩来完全看清楚了，胡风真正想做的，是再办一个类似《七月》那样有号召力的刊物，以继续影响年轻人，他拒绝安排给他的《文艺报》工作，原因就是没有他想要的独立性，但这恰恰是绝不允许的。胡风仍在继续“注意年轻人”，这就犯了大忌。周恩来婉转的语气：“……应该，但也要……”，其实既是善意的提醒，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警告。但胡风居然毫无感觉，置若罔闻。
问题更在于，周恩来要胡风和周扬等“同时代人”合作，主动权并不在胡风手里。而大权在握的周扬等则明确地提出了“合作”的条件：“只准检讨，不能解释或讨论。”胡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你屈服，听话，然后，做一个奴才，如此而已”。他只能拒绝。
胡风之所以断然拒绝，还因为他虽然看透了周扬们的意图，但还有一点没有看透：他依然不认为这是党的意图，尽管周恩来代表“神经中枢”发出了如上明确信息，但胡风却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加以理解，强化了“更好地发挥力量”这类鼓励的话，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中暗含的警告。
这样，胡风就不能不陷入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在这一时期给梅志的家书里有集中的倾诉，今天读来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他感叹道：“这一代的有点善良的知识分子，实在可怜得很。做一个诚实的战士既无力量，做一个骗子又不甘心，终于只好过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了。熬到得意，坏的就‘十年媳妇十年婆’，好的就变成好好的官僚，顶好的也不过是一个称职的事务官而已。我是指我们这一线说的。还有更坏的，抓到了权就想在文字上歪曲真理，‘留名后代’。”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全面而深刻的观察，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各种类型，各种命运，都概括其中了，而且延续至今。
当然，胡风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的选择，也即“做一个诚实的战士”的困境与命运。对此，他同样有许多深刻的观察与分析。诸如，当我们“倾注着一点真情，希望对人民有一点欢喜的时候，那些狐狸们正在想着喝血，撕着嘴想笑而又做贼心虚地惴惴不安呢”！胡风看到的，是鲁迅说的“人肉的筵宴”在新时代的延续，打着各类堂而皇之的旗帜。“我是突入了重围之中，不晓得还有多久才能够击破这个无物之阵。”—胡风遇到的是新时代的“无物之阵”。胡风既认为自己是代表工农大众而战斗，却要时时面对“愚众”对自己的不理解、反对，甚至迫害，在新时代落入鲁迅笔下“夏瑜”的命运，这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这世界，应该有几根硬骨头，但也决不为保留个人的什么东西向人民顽抗的。”—这正是在新时代要做鲁迅式的“硬骨头”的困难或困惑所在。因为要反抗的对象，如新的官僚是打着“人民”旗号的，要做反抗现实的硬骨头，就要背上“向人民顽抗”的罪名，毛泽东的《讲话》就是这么说的。问题是这已经形成舆论，有时候连自己也要产生怀疑，这是极苦的。类似的苦闷还有：“只要是真理，哪怕是一点点，牺牲自己去保卫它，也是值得的。但如果不是真理，又怎样不认错呢？现在难就难在这个区别上。”左翼知识分子当年反抗旧中国的某些黑暗之处，因为真理在手而理直气壮，但现在要反抗的是新中国的某些黑暗之处，而自己又是总体上肯定新中国的真理性的，这样，究竟真理在谁手里，就成了问题。
尽管胡风还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却难以做到绝对的理直气壮，在强大的“真理的化身”的压力下，有时候就会自我怀疑，产生这里所说的“区别”的问题。他跟梅志谈到，“有一个很危险的问题：要工作有意义，人就非保持纯真不可，但为了有能够工作的‘条件’，人就非虚伪不可，这样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是无法可想的”。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料到，新社会也会有“逼人虚伪”的一面，想要工作就必须不断说谎，做违心的事，而胡风们又恰恰有着极强的工作欲望，他们不能忍受做时代的旁观者，这样，就必然陷入“纯真”或“虚伪”的两难选择之中。在痛苦中胡风终于发出感慨：“这几年来，我们当作一个争‘真理’的问题看，那是基本的错误，我们太不懂这个社会了。”胡风觉察自己“太不懂”新社会，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觉醒。
在新时代，做“真诚的战士”既然如此之难，胡风也曾考虑过是否有其他选择。这是他给梅志的信里一再讨论的：“如果用之得当，我当献出一切，否则，只好做一个小民终身。”退下来做一个普通小民，“至于事业，有掌权的人负责，用不着也犯不着再做出什么不‘服从’的事了。”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太平犬”的命运吧。胡风因此发出感慨：“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时不时难免有人提几根棍子，那时候，见怪不怪也就是了。”在最痛苦的时候，胡风就想到最后的归宿，是回到家里，回到梅志的身边：“我们真是像‘涸泽之鱼’，彼此用口涎互相润湿一下，打发这卑劣的日子。”剩下的一切，只好“听历史的裁决了”。胡风的这些犹豫、退缩之想，都非常感人，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更丰富复杂，而非一味往前直冲的胡风，这或许是更真实的。
舒芜的转变与检讨
胡风不止一次地想过妥协，甚至表示要“学做孙子”。胡风确实准备“写一个简单的生活态度的检讨，主要是二十年来没有尊重领导的几件事”。但胡风自有一条原则：“我是决心委屈自己的，但却不能委屈真理。”因此，他只愿意检讨“个人对组织的关系”，至于“理论问题，这是要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东西，不是什么个人受‘屈’的问题，我只有实事求是，一寸也不能马虎的”。但周扬们，却是要让胡风彻底投降，全面缴械，周扬他们自己，以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这样做了。从周扬所代表的立场看，胡风的这种保留与坚守不啻是负隅顽抗。双方就这样顶着，谁也不可能让步。于是，周恩来决定，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一次讨论会，对胡风做最后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摊牌。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后于六月八日在《人民日报》转载。而同时胡风所写的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表态文章《学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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