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已再版，本文为节选：
1991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晚上，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锤镰星红旗黯然降下，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冉冉升起——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宣告解体。作为20世纪象征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占全世界1／6的这片广袤土地上经过74年实践后，终于告一段落。
苏联的崛起与衰落，堪称为20世纪全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当年美国人约翰·里德题为“震撼世界的十天”所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及1991年的苏联解体，都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对人类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苏联的解体，人们开始高度关注一个问题，即“前苏联往何处去”。这当然不仅仅是“前苏联人”的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未来，也有赖于人们对另一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前苏联由何处来”。这同样是个不仅为“前苏联人”所关注的问题。前苏联的未来有待创造，前苏联的历史则已经结束，历史学家应该对这段历史以及它的源头作出解释，而关心着这种解释的，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
苏联的崛起与衰落是个世界性的事件，而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又更非“地球村”中的其他住户可比。苏联是我们最大的邻居，也曾是我们最大的老师，曾有过一段时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中国是老少咸言、上下皆称的信念。从孙中山起，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以至一些地方势力（如新疆盛世才等）都曾狂热地“以俄为师”。后来国民党、共产党人又先后“以俄为敌”，而且是头号大敌。如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又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倡导“以俄为鉴”。“以俄为师”、“以俄为敌”和“以俄为鉴”几乎是对20世纪中叶中国人革命、建设、改革三部曲的一个概括。不管是为师、为敌还是为鉴，都首先要求以俄为认知对象。而这种认识又是或者说应该是不断深化的，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俄国历史的重要一章，然而在“知俄”的进程中它却应该是揭开了新的一章：对俄罗斯现代化历程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反思。
有趣的是，当中国人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的世纪行同时，俄国人的中国观却出现了从“以华为鉴”到“以华为师”的演变。沙俄时代统治者中的“西方主义”改革派经常论证说：俄国如果不发奋图强“赶上欧洲”，就只有沦落为“另一个中国”。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更认为俄国是个“中国类型的国家，不过这一中国不在亚洲而在欧洲”。经过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之后，如今的俄国却在中国之后搞起了改革，而且在改革中也出现了日益增高的“以华为师”的呼声！中俄两国的命运有如此奇特的纠葛，这当然不是仅以地理上的相邻所能解释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不少国际“苏联学”学者都指出，从沙俄时代起，俄国现代化进程从总体上看与其说与“西方列强”的现代化相类，或者与其说它与谁都不相类，不如说它与今天的第三世界或“边缘”（peripheral）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从许多方面看，沙俄既不能简单地视为“欧洲的落后部分”，也不能视为独一无二的特例，它可以说是今天人们称之为“发展中社会”的那一类国家中的第一个。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论证说，俄国不仅是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类型中产生危机与革命的头一个国家，而且这类国家也借此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今日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永远必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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