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前合同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承认自己泄露了与美国全球情报行动有关的大量文件。他在周日上午晚些时候突然踏上离开香港之路，这条路始于上周二的一顿晚餐，吃的东西包括一个大比萨、炸鸡和香肠，斯诺登就着百事可乐吃下这些东西。

斯诺登的律师之一何俊仁说，晚餐开始之前，斯诺登坚决要求所有的人把他们的手机藏到他临时住的那户人家的冰箱里，以屏蔽任何监听。何俊仁说，随后开始了为时两个小时的谈话，斯诺登从谈话中得知，在决定他能否得到庇护、或被递交给美国的法律程序中，他可能会在监狱里度过数年，不能接触电脑，为此他深感失望。

被禁锢在香港本地支持者拥挤的家中并不令斯诺登烦恼，然而，失去电脑的前景却把他吓着了。

何俊仁说，“他未曾出门，整日都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不过，他说那不是问题，因为他有他的电脑。如果你要剥夺他的电脑，他将完全无法忍受。”

何俊仁说，那次会面的结果是，斯诺登周五早上做出决定，让何俊仁向香港政府提两个问题：如果当局应美国政府要求将他拘留，他能否获得保释？如果斯诺登设法前往机场离开香港，香港政府是否会干预？

了解香港政府商议的一名人士说，政府很高兴获悉这些问题。数日以来，特首梁振英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已为斯诺登的事忙着开了数次会议，取消或推迟了大多数其他会议，为的是设法决定如何应对美国拘留斯诺登的要求，尽管香港民意似乎倾向于保护这名逃亡者。

不过，了解政府商议内情的人士说，斯诺登选择何俊仁为代理律师，也制造了一个问题。何俊仁担任香港立法议员已近20年，他是民主党前主席，也是为香港实施全面民主制度而长期努力的活动家，他是一个让香港政府官员恼火的人，香港在1997年由英国归还给中国。由于此事的外交敏感性，该人士坚持要求匿名。

该人士说，“香港政府不信任他”，并补充说，香港政府也不想卷入任何和斯诺登的直接谈判。于是，政府找到了一名中间人，此人与政府有着长期的联系，不过不在政府任职，由此人绕过何俊仁，通过香港社区里帮助斯诺登的某人联系他本人。

中间人于上周五晚间告诉斯诺登，港府无法预测香港独立的司法系统会做什么，不过，在等待庭审的同时待在监狱里是有可能的。据何俊仁和坚持匿名的人士透露，这名中间人还说，香港政府乐意斯诺登离开。这二人都拒绝透露中间人的身份。

这二人都说，香港政府表示，政府不会干预斯诺登离境，甚至在他通过机场时为他提供了未被觉察的警方保护。

不过，何俊仁说，斯诺登和机场大多数旅客一样，走了正常的安检和边检通道，而不是走涉及高度政治性案子的人物通常走的特殊通道，这个迹象表明，香港政府想最小化自己和斯诺登离境一事的牵扯。

香港政府鼓励他离开，而不是建议他留下来反抗任何让他返回美国的行动的做法，也让斯诺登认定，留下来是有风险的，因为香港政府可能不会站在他一边。何俊仁说，“在中国及美国政府”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不打算与香港政府为敌。”

何俊仁说，美国针对斯诺登的密封起诉在上周五晚曝光，这让他的当事人对在香港呆下去变得更为不安，也对在法庭上花上数年时间的前景、或被监禁的可能性同样感到不安。何俊仁说，“他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何俊仁说，如果香港政府没有保证斯诺登能安全前往机场及离境的话，那么他的当事人打算征求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杨苏棣(Stephen Young)的意见，何俊仁与后者有社交往来。不过，何俊仁说，至于要向杨苏棣寻求什么，还没有明确的计划，而香港政府对安全通道的保证意味着，也未曾深入讨论那个计划。

周日，奥巴马政府对香港放斯诺登离开表示了深深的不满。不过，了解港府商议的人士说，香港对美国处理此事的方式也存在极大的不满。

何俊仁说，除了之前为美国政府工作之外，斯诺登没有为任何政府工作过。何俊仁说，“他相信他的所做所为是对的，是为人民服务。”他补充说，“他肯定不是任何人的间谍，不是俄罗斯的间谍，也不是中国的间谍。”

香港政府采取办法拖延时间，为此它于上周五对美国表示，在支持美国拘留斯诺登的要求前，需要更多的信息。奥巴马政府官员周日抱怨说，当斯诺登被允许离开时，他们仍然在为给香港提供这些信息而忙活。

不过，熟悉港府商议的人士指出，香港于上周五提出请求时，华盛顿时间还是周四晚间。因此，理论上，美国本可以在香港时间的周六早间发来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就需要香港政府进一步审视。该人士说，但美国没有马上发来这些信息。

在斯诺登逗留香港期间，香港政府与中国政府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协商。不过，了解港府审议的人士说，中国政府允许香港官员作出自己的决定，然后予以核准，而不是命令香港如何决定，熟悉港府商议的人士补充说，其中的一个决定是让斯诺登离开。

何俊仁说，刚满30岁的斯诺登给人的印象是聪明、有分析能力、机智灵敏。不过，何俊仁补充说，他没有一个经过仔细思考的计划就从从檀香山来到香港，高估了披露机密之后他能在香港能自由行动的程度，也低估了他会受到的公共关注程度。

何俊仁说，“他是个孩子，我真的认为他是个孩子，我觉得，他从未料想到，这事在香港会成为如此一件大事。”何俊仁补充说，“他喜欢百事可乐，他更喜欢百事可乐而不是葡萄酒，因此我认为他是个孩子。”

从某些方面来说，何俊仁所描述的斯诺登与公众对他的印象不同。公众对他的印象来自英国报纸《卫报》发布的一段录像，在录像中，斯诺登首次站了出来，声称自己为泄漏有关美国监控项目的保密信息承担责任。

录像是用斯诺登数天之内的几次访谈编辑而成的，录像中的他似乎制订了一个清晰的行动计划，而且怀有挑战美国的意愿。

然而，何俊仁的描述是，自己这个当事人对自己的法律选择只有模糊的认识，至少在上周二那顿比萨晚餐前，他对自己在香港的法律权利也只有有限的理解。何俊仁说，在那次晚餐期间，“他对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对现实有了更好的认识。”

何俊仁说，斯诺登极不喜欢的可能性是，得不到保释而呆在监狱中，长时间不能接触电脑，还得经常在法庭上露面。他补充说，“斯诺登是个性格孤独的人，他没有几个支持者，直到我们这些人”开始为他提供法律指点，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

斯诺登5月底从夏威夷来到香港，当时曾找过一个他以前在这里度假时认识的当地人。何俊仁拒绝给出那个人的名字，只是说后者是一个人脉广泛的香港居民。那个人成了斯诺登的“看护者”。6月10日从美丽华酒店退房后，斯诺登应邀住到了那个人家里，那人还帮助斯诺登联系了两名当地律师。

其中一名是罗伯特·提博(Robert Tibbo)，他曾在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读化工，后来决定当一名律师。另一位是何谢韦律师事务所(Ho, Tse, Wai and Partners)的助理律师文浩正(Jonathan Man)。何谢韦律师事务所是香港最著名的律所之一，何俊仁是该所的资深合伙人。

何俊仁说，斯诺登公开身份之后的第一周，他一直忙于自己作为香港立法委员的工作。他说，直到上周初，他才开始注意到文浩正代表斯诺登的事情，才开始关注斯诺登的案子。

何俊仁说，在上周二的比萨晚餐上，他第一次见到斯诺登。斯诺登戴着一顶帽子和一副墨镜，坐在朋友的车里，车子去接了何俊仁、文浩正，还有提博。他们从一家当地餐馆买了比萨、鸡、香肠和百事可乐。何俊仁说他不记得比萨上加了什么馅料，只记得那是他能找到的最大的一种。

何俊仁说，一路上斯诺登很少讲话。到了朋友家以后，他把文浩正拉到一旁。“他对浩正耳语，所有的手机都必须放进冰箱，所有的手机都放进去。之后，他变得非常直言不讳，” 何俊仁说。

为了证明何谢韦律师事务所是斯诺登的代表，何俊仁出示了一页纸，上面似乎有斯诺登的签名，还有他的美国护照号，以及一份日期是6月10日的协议，协议内容是他聘请文浩正和何俊仁代表自己。文件上没有律师事务所的会签。何俊仁称，文浩正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不愿置评。

何俊仁说，去机场时，斯诺登有了更清楚的计划，要去一个他相信自己能得到庇护的司法管辖地，他的想法部分来自与萨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的讨论，哈里森是维基解密(WikiLeaks)的活动人士，专程来到香港为斯诺登出主意。何俊仁拒绝确认斯诺登打算去的最终目的地，只是说十之八九不会是冰岛或古巴，此外，斯诺登去莫斯科机场只是为了转机。关于斯诺登的目的地是不是厄瓜多尔的问题，何俊仁也拒绝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