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迁移。可有个根本的问题:谁的城市化?

15年来,我们的城市是否更有魅力了?市长们宣告城市被改造得更“现代化”了。只是人们会说城市更冷漠了。没有人性的光芒,城市的光鲜亮丽有什么用?

城市化必须回答两个命题:是市长的城市化还是市场的城市化?是本地人的城市化还是与外地人共享的城市化?

中国集中了全球超过一半的起重机,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世界总量的50%,可仍不够……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迁移,时间之急、规模之大、冲突之剧烈、影响之深远,无以匹敌。

可有个根本的问题:这是谁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必须面对两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市长的城市化还是市场的城市化?

历史上的城市是自然生成,先有“城”(防卫)后有“市”(交易),逐渐融合为城市。

今天,城市化是一场运动,一场围绕权力、资源的角逐。君不见,“拆城市长”们大手一挥,千年文脉断绝。所谓“国际大都市”清洗一切。老外说,中国的城市越来越没看头了。因为千城一面。

城市策划人王志纲称,城市经营是市长和市场的一场“双人舞”(经常是市长与地产商的双人舞)。在这场双人舞中,两者的分工应该是政府主导、企业运营。而实际上,市长们既是指挥官(定规划),又是运营商(搞开发),还是建筑师(指导设计)——建个“标志性”建筑他们情有独钟:“给我搞一百年不落后的;要有突破性的;要有国内没有、国际领先的。”他们要的是GDP、税收和表面的光鲜靓丽。

可历史是城市之根,文化是城市之魂。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陌生的老城和千篇一律的新城。过去三十年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破坏比“文革”十年更甚。

不但老北平、老上海、老广州等都将成往事,老宁波、老青岛、老昆明也成往事。它们是图片上的绝版城市。今天的市长们如何面对后人的指责?

当中国市长们的平均任期只有1.7年时,这就是一场灾难!能不折腾吗?

第二个命题:是本地人的城市化还是与外地人共享的城市化?

未来20年将有约5亿中国人口成为新市民。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1%提高到76%以上。

中国城市化的本质是利益博弈、利益再谈判。城市化关键在“化”,即:新移民成为市民以及居民成为公民。其中外来人员融入是社会公平问题。当涉及个人利益时所有漂亮的口号都靠边站。建立公平社会,谈何容易!

外来人员检验着一座城市的包容度。“北漂”说明北京容得下他们。“新上海人”说明上海试图包容,但总有如小姑娘占海特挑起激烈争论。“新客家人”或者“过江龙”说明或许最包容的还是饱经市场化洗礼的广东。

革命时期,中国的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是2.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融入城市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据城建部测算,一个外地人变成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按目前全国2.5亿农民工计要掏20万亿元(未计其家属)。但这个测算忽略了外地人创造的价值——只有每人8万元吗?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要成为新市民,他们要享受现代化。可现实是他们乡下回不去,城里进不来。试想数亿年轻人进不来也回不去,中国的城市如何安定?

城市化必须解决两个矛盾:如何在发展中保住城市文脉,如何在管理中保持人性化。

张钦楠的《阅读城市》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栋栋建筑是“字”,一条条街道是“句”,街坊是章节,公园是“插图”。透过它们,我们阅读到“人”,活着的和逝去的人。是人缔造了城市也创造了城市文化。

城市的发展有如铺一张底图,然后一层层书写,仿佛古人与今人在对话。而今天是速成城市。权力的大手一挥,于是系统格式化。

正如丘吉尔所说,“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在一样的建筑群中,人们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冷漠表情。无论梁思成如何叹老北平,于坚如何叹老昆明,旧城连同那些儿女情长一并被涤荡而去。

一个只有骨干没有细胞的城市,一个没有细节的城市,一个没有魅力的城市。

随着老建筑的铲除,原来的社区温情也被冷漠取代。城市人疏离化、原子化。于是“老人摔倒不去扶”,于是“小悦悦式悲剧”发生,于是陈水总们就报复社会了——一个“悲观厌世”的陈水总,所有人都不安全。

广州城管被小贩狠抓下体的场景刚为该群体赢回点同情心,延安城管就以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踩头激发声讨,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连为一体。“以暴制暴”或成为城市管理的常态。

厦门是个享受生活的城市。工夫茶与信佛让厦门人温良敦厚。老城区的小吃店,老辈人做不好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卖,因为怕被街坊笑话。哪像现在人脸皮厚,只要赚钱,只求短平快。

城市就是这样,保住城市文脉,在管理中保持人性化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陪护好“社会”的细胞,城市不要疏离化、原子化,要有老礼,要有温情。许多悲剧或许就化为无形了。

15年之后,最有欲望的城市不再是深圳,最辛苦的城市也不再是香港,所有一线城市都是最有欲望也是最辛苦的城市,也是戾气十足的城市。

城市不只是市长的城市,市长代表的城市,或被市长代表的城市。在台北我看到“破旧”的老城,被告知,即便多数人同意,少数人不同意,城市改造也难实施。这就是改造城市遇到的“效率”难题。如果城市不公,戾气十足,城市魅力不再,要所谓的“效率”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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