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可以说是“二代迷思”。好多的人，都对现在中国的第二代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困惑和担忧。其实，目前所谓的第二代，70后已经奔四，过四，而80后也已经奔三，过三了，只有90后小一点，但也正在步入成年。其中70后，已经在各个行业成为骨干。但是，现在50—60岁的人，显然提起第二代，尤其是80后和90后，往往大摇其头。其实，九斤老太式的感喟，哪一代都免不了。每代人都会或多或少觉得自己的下一代不那么顺眼，担忧一代不如一代。后来证明，往往这种担心，不过是杞人之忧，后代当了家，天也没有因此而塌下来。应该说，我们今天弥散着的忧虑，很可能也会是白担忧一场。人类的末日，并不会因此而提前到来。
不过，此刻中国人的这种担忧，跟以往的九斤老太感喟，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这几代的中国人，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生育制度，对国人伦理和育儿传统，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被养育的儿女和养育他们的大人，以及学校和社会，都因此而变得有点不正常。所出的问题，也跟以往出的问题大不相同。显然，人们有理由对独生子女的几代人，表示出独特的担忧。80后和90后能够经受时代的考验，现在还真的没有定论。当年我们7、8岁就会做的事，现在20几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因为这样的小事，家长都给他们包下来了。连一点小事都不会做，能有担当，能会抉择，进而会做人、做事吗？至少，他们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补上这些本该在童年就习得的基本素质。
不消说，富二代和官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至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更加娇生惯养，更加不知道负责任，更加没有担当，甚至有些人都不屑于学习生存的技能，传统上所谓的纨绔子弟的毛病，在新的环境下，会更加突出。更加可悲的是，在当今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和官民矛盾如此尖锐的环境里，他们几乎是一出生就背上了不道德的印记。同代人对他们既艳羡，又嫉恨，似乎已经很难在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社会中生活了。
在各个时代，富二代和官二代所拥有的优裕和嫉恨都是相似的。但是，中国由于比较早的从封建时代走出，世袭分封，身份固定化的社会结构宣告瓦解。秦汉以后的多数朝代，都是富贵不能恒久的社会状况。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白衣可以致卿相，卿相也可以变为白衣。《红楼梦》“好了歌”里富贵贫贱无常的思想，也是社会真实的写照。两千多年，中国只有两个家族的富贵传了下来，一是孔家，一是道教龙虎山的张天师家。都是因为特别的文化和宗教的原因。其他的家族，即便当初贵为天子，改朝换代之后，后人也一样沦为乞丐。富贵贫贱无常的文化传统，在心理上，对富贵之家的子弟，有着一种无形的制约。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在隋唐实行科举制之后，更是如此。多数人出人头地，都要通过仕途来实现。尽管朝廷在制度上，规定权贵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的后门进入仕途。富家子弟也可以通过纳捐，买个官做。但是，门荫和捐班出身的人，都会被人看不起。多数的富贵人家的子弟，但凡有点志向，都会争取从正途出身。费孝通和吴晗研究了自隋唐以来科举及第者的出身，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出身寒微，也就是说，另一半的人，是富贵之家的子弟。按人口比例来说，富贵之家肯定比平民百姓要少得多，所以，富贵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还是要比平民子弟高得多。尽管存在教育上的优势，但不能说社会的风气，包括富贵之家的风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既然大家都在一个考试的尺度上竞争，富贵子弟的入仕，也就不大能引起平民太大的反弹。
毕竟，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固的家族制传统，做了高官的人，以其权势惠及家族，尤其是子弟，理所当然。高官的子弟，即使为官者不以权谋私，也会被人高看一眼。权贵子弟进入仕途，有着天然的优势。如果国家不特意设置制度的门槛，加以限制，那么势必会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的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所以，官僚贵族化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在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很多家族，不求世代有公卿，只求代代都有读书人，家里有藏书，有读书传统，甚至有家学渊源。一直到民国，有家学的人家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弟，一直都被人高看一眼。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官宦子弟经商，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其实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者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对体制的悲观派，不大相信这个体制的稳固性，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富人，从彻底上改变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只要权力开动，比什么公司都能来钱。他们的操作方式，一般都是交换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按照现在的制度，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在某些地方的官员做的过于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的子女，或者越级提拔时子女时，条件差的离谱之际，才有可能引起网上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父母在国内官商两界的关系，继承国内的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民营商人由于相当多的人，严重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即使法律不合理，也不是通过争取正当权益，修改法律，而是喜欢在官员默许下违法。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经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富二代的培养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跟官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现在的高官和富商，可以构建一个权钱世袭的世界。这种建构，在现存制度方面，没有多少障碍。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经通过网络网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官二代，他们跟自己的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会更加怨恨把持挣钱和权力的人。以富骄人的富家子弟，固然可以挣来更多的艳羡，也遭致更多的怨恨。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官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么可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走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在那里做富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很少有人能在发达国家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的财富，还得从中国来，所以即使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和绿卡，还是得过两栖生活，国内国外来回跑。从根本上讲，作为社会的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走，抛弃自己的家乡，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从社会地位来讲，都属于社会的上层，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在父辈着眼权和钱的培养中，多半没有经受过社会的磨练，吃过苦，品尝过创业的艰辛。可以说，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常人式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我们大多数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个别人也许可以例外，但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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