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有时候写作并不是为了什么可见可计算的目标，就像那些监督滥用政府汽车，反对无理扩建地铁，独立报选人大代表的普通广州市民一样，公明大哥只不过是用上了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工具来行动而已；不知行动后果，不计行动代价，他只是出于不忍。这原是一切评论的动因，没有他人以为的那么复杂。
书名：《不对》 作 者：李公明 著
去年，一位任教北京某大学的老同学在香港出版了他的评论集子，与原来的内地版本相较，自有少许不同。于是他很欣喜又很无奈地为香港版本撰写新序，喜于有些话终于可以摊开来讲了，无奈他心目中的原始读者到底不易看见自己的坦荡。这种困境，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光是二十世纪，这世上就有数不清的作者遇过同样的问题。是要沉默，还是要毫无顾忌地冒险发言呢？终于就发展出一套顾左右而言他，把意思埋藏在字里行间的“隐密写作”，久而久之甚至成了一门学问。写的人要有技巧，看的人也要懂门道，大家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
公明大哥（我一向如此称呼李先生）这部新集，艺评和书评占去其中四成，另外六成则是正面直接的时论，很能反映他多样的写作状况，更能表明他的功底能耐。然而，表面上看，这样的组合又实在古怪，似乎硬把扯不上关系的东西搅在了一块；明明该是几本书的内容，偏生凑成一册。不过，只要略微翻阅，便能发现那些关于宪法学论著的书介，以及几帧柏林奥运的图像分析，其实都是意有所指，与书里头谈时事的文章呼应出同一种怀抱。这类藉着书评艺评指点江山的事，我也干过不少。有时候朋友们开玩笑，自嘲大伙练的是《葵花宝典》。然而，首先自宫之后，神功却未必大成。大家苦修“隐密写作”多年，又曾修出什么正果？
昔日的时事评论人，今号“公知”；而“公知”没多久就成了一个贬义词，贬值之速，犹如“人民”等其它新中国常用语。有人讨厌“公知”，是为了意识型态的不同，说他们是汉奸，是“带路党”，妄图以西化中。有人讨厌他们则是为了他们的姿态不好，老是一副什么都懂的模样，这个也评，那个也议，好像任何领域都少不了他们的份。我们还可以用今日最流行的视角抨击他们，说他们是为了抢眼球，霸占“话语权”。说了什么不要紧，说得有没有道理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时常公开发言。公开发言，而听众不少，那就叫做“炒作”了。
写得辛苦（或曰“技巧”），写完了还要遭受上头和下头的双重不满。这又何苦？
关于政论，最常见也最古老的批评大概就是“空谈”二字。无论写了多少，人家一句“光说有什么用”，就能把一切都顶了回去，就能取消你所有的苦思和努力。的确，光说是没什么用的，特别是在中国。公明大哥集子里有篇文章谈到近年各种“公共话题”的兴衰，“黑砖奴”也好，“拆迁钉子户”也好，甚至大到像温州动车事件那样的事故，几乎无一不是烂尾收场。事情一出，大家义愤填膺。骂完一通之后便悄无声息，彷佛一切不曾发生。
但我又想到了一句老话：“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小时候我看这句话只算知其字义，直到开始在大陆写作，这才有了点体会。原来这个世界竟有这样一种衡量写作意义的标准，不是看你写的东西影响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而是看你这个作者得到了什么后果；如此具体，如此切身。当然今天因言杀头的事是没有了，但余此之外呢？前阵子另一个写评论的朋友来港演讲，他笑着说在观众席上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惜他们一路辛苦跟到了香港，台下会意者当堂大笑。笑声背后便是这书生的后果，这类后果从稿子被审查被删改开始，到专栏被停，到媒体封杀，到人格抹黑，一路去到想象力的边境。
困顿疲乏之际，不妨聊以自慰，把这些后果当成“自己一定做对了什么”的证明；如果只是空谈，如果没有意义，人家又害怕些什么呢？要用这种方式来体会写作的意义，是我以前只在香港发表东西时所想象不到的。写作果然还是得看“背景”，看你在什么地方写，看你给什么地方的人看。
“如果说管理部门‘睬你都儍’反映出权力的傲慢，那么‘打死不回应’就只能说明权力的心虚和恐慌。但是，为什么傲慢与心虚的结果总是公共话题的‘烂尾’？为什么公权力敢于‘睬你都儍’？道理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理你，你能怎么样？公众的无奈和挫败感也正是因为这样：你能把他怎么样呢？这无非说明，如果人民手中没有握着真正的选票，权力必然是不受约束的”。这是我在这本集子里头随手摘出来的一段话。再翻几页，又看到一篇抨击广州市拆迁一段百年老骑楼街的文章，他说：“在恩宁路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有关方面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完完全全表现出没有诚信、没有廉耻，没有政治文明的最基本道德的嘴脸”。这全是公明大哥平常在广州报刊上发表的文字，难怪当年许多外地人来到广东都得经历一段适应期。他们初来到埗，翻开报纸一看，便会惊讶地说不出话，忍不住要问本地帮：“你们平常看的东西都是这个样子吗”？
或许这就是我们南蛮广东的开明。当年第一回和公明大哥联络，不知就里地先用普通话问候。他就豪爽地在电话里笑道：“喂，我地讲白话就得啦！”自此便别有一番同声同气的亲切，也更能明白他那多隐密的写作也隐不去的直率。再看省城广州，这几年的公民行动简直是风起云涌，就像公明大哥在书里所说的，从单枪匹马抗议政府形像工程的少年，到一个关注本土文化保育的组织，尽见草根市民的觉醒。第一个在家里做好标语拿出路边示威的人或许还要莫大的勇气，但当第二个、第三个也开始前仆后继地站出来之后，冒险便成习惯，甚至对当局而言也都是个习惯了。尽管前路漫漫，可这第一步到底是踏出去了。
不，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启蒙的功劳，写评论的人没有这么了不起（甚至包括公明大哥在内）。有时候写作并不是为了什么可见可计算的目标，就像那些监督滥用政府汽车，反对无理扩建地铁，独立报选人大代表的普通广州市民一样，公明大哥只不过是用上了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工具来行动而已；不知行动后果，不计行动代价，他只是出于不忍。这原是一切评论的动因，没有他人以为的那么复杂。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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