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至今年初全国高校教授进行了评级，北京大学也一样，教授分为四级。定级不仅是人事管理之需要，也是学术管理之需要。教授按资历及学术水平的不同，总有高下之分，改革开放中的教授们也不能吃“大锅饭”。教授级别规定了工资待遇的等差，也必然体现学术水平的高下。正因为如此，评级应当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理应进行广泛公开有权威的评议。
然而，北大的情况至少是我所在的政府管理学院却正好相反，评级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由院党委书记主导进行，没有教师评议，甚至院学术委员会也不评议不投票，各位老师只是填了一张表，表的内容也不公开，每人所填业绩是真是假也不公开鉴定，甚至也不用开教工大会详细解说，就交由校人事部定夺。但校人事部并不承认是自己定的，说是经由下面院、片二级投票，而政府管理学院根本就没有投票，其他院系也不一定投票评议过。定完了级，院党委书记只是在院教工会上宣布：“已由校人事部定了”，也不公布结果，每个人只能去人事干事那里问自己的级别，而不准问别人的，搞得十分神秘，犹如地下工作。
这样的暗箱操作自然不会合理，院党委书记在未经群众和院学术委员会评议的情况下，先把自己破格提为三级，同时将前党委书记也破格提为三级。评级有没有标准呢？当然也是有的，除了年资标准外，有“激励”破格条件，诸如拿国家级大奖，主持国家级大项目，主持大型科研基地。然而，主持基地主持项目，拿了国家的钱却未见象样的科研成果，至于评奖获奖也是徒有虚名，有的人有所谓鉴定书却拿不出像样的科研报告，更拿不出专著。党委书记亲口说“五个一工程奖”不算数，什么奖算数呢？全由书记自己说了算。当然，他暗中把自己所得未经评议竞争的中共党史奖，作为重大奖项。
党委书记学术水平低人尽皆知，也正是因为学术上不行才在党务行政上另求发展。政府管理学院好几位学历较低的人都是因当书记、副书记而“破格”晋升教授，这次教授评级他们也当仁不让，结果当然也是笑话百出。如前党委书记在职攻读博士八年，评级时尚未毕业，许多教授带的博士生都早于他毕业，甚至充任这位前书记的博士论文评阅人或答辩委员，拿博士学位早于这位前书记二十多年，无论是年资还是科研、教学成果均远在他之上，而评级却在他之下。现任书记的学历资历和学术水平尚不如前书记，只是文革1976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留校搞党史，讲大课搞政治思想灌输，如今又讲反腐倡廉，在办公室挂了一块反腐倡廉研究中心的牌子，经常上电视讲些官话套话，成为“反腐败专家”，就自认为水平高。从党委书记暗箱操作自己“激励”自己，给自己升级来看，实际上是反腐专家带头搞腐败，而且是公开的学术腐败，因为书记们学术水平低是明摆着的，简单作个比较就一目了然。可笑的是，这位书记也承认这种做法和结果很腐败，但声称不是自己腐败，而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
为什么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呢？经进一步了解，才知道“上面”确实有未经公布口头传达的“秘密条款”，即党政干部书记主任有“加分”，理由是忙于党政工作才使学术荒废。为怕党政干部书记主任（包括前书记主任们）在基层学术委员会投票通不过，竟允许在党委书记主导下可以不投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就公开说，若投票把那些有项目、干工作，却一时拿不出成果的人选下来，那怎么行呢？书记当然明白，若投票，首先选下来的就是他本人。前书记有一个 20万元的国家教委“项目”，但他搞不来，找了一帮研究生帮忙，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学生，为他打工。而即使是项目完成也就是编一本30万字的书，由能搞钱的书记当主编，其学术质量也可想而知。然而，即便是质量不会好的书也尚未编成，书记就已经以此为“激励”而升级了！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大多数评为二级的教授，包括退了休的老教授甚至“资深教授”，竟然大都拿不出像样的个人专著。但他们却主编了大量教材、论文集、案例报告集等。所谓“主编”，就是自己不写，别人来写。为什么能让别人来写，自己当主编呢？就是因为能拿“项目”，能搞钱！有钱就可以出书，至于学术水平怎样，质量如何，则可想而知。他们大都当过主任、书记，主持了“大项目”，进而评奖。奖是如何评的，那也只有天晓得。甚至上电视讲官话也被某些人自吹为高人一等，然而，真正学术性的电视讲座诸如“世纪讲堂”，却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当官有权力能拿来“项目”、“资金”，获得资源，当“主编”，因而权力斗争也就白热化。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每一次院领导班子换届，都会斗得乌烟瘴气，互相攻击互相拆台，无所不用其极。教授定岗评级不是比学术，比专著，比论文，而是比官位，比“上电视”，比谁获得的“基金”多，说穿了就是比权力，比金钱。所谓“获奖”则更是虚假，因为获奖是建立在“项目基金”之上的，这就使学术彻底官僚化。只要一看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评级，就知道凡级别高的清一色全是争当官的，一当上官就破格，就超升。有的刚刚当上副院长不几个月就升了一级岗。凡学术上不行的，就搞政工，当书记，在党管人事的制度框架下，凡当上党委书记，必然就能肯定地晋升教授，即便是学历低无专著也无所谓。这就使相当多的教师削尖脑袋想当官，本院副院长位子满了，就钻到校部去当，当了部长也就相应提了级，成了名教授。
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有什么区别呢？我看是没有，人们熟知官场上“五十九岁现象”，在北大也同样发生。政府管理学院现任党委书记是1950年生，虚岁59，他没有博士、硕士学历，连学士都不是，是文革“工农兵学员”出身，以搞政工当书记得以晋升教授。既年已59岁，书记之位也就到顶了，下次换届必然退下去，“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教授定岗评级既由书记掌盘，党管教授，党领导一切，于是上下其手，欺上瞒下，先以“激励条件”给自己破格晋升，又暗中给在职攻读博士八年尚未毕业的前党委书记“激励”一下，破格超升。既然是瞒天过海，当然要严格保密，前书记竟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评为何级。堂堂北京大学教授评级，竟然会搞得如此肮脏，如此黑暗。这样的事，若其中没有猫腻，用得着保密吗？
书记主任凡有一官半职者，都以“激励”条件晋升了，而据说，今后凡二级以上教授是65岁退休，其他则60岁退休，凡超升者就可以争取晚五年退休，多拿五年“岗位津贴”。本来，让有学术水平的优秀教授多工作几年，能者多劳，应该是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暗中以官位来评级，则必将出现诸如北大工学院武际可教授所说的“逆向淘汰”，让钻营官位却拿不出学术成果实际水平很差的“书记主任”，继续留在教授岗位上“争创一流”。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去年就出现了“白发教授”到了退休年令却死活赖着不退休的怪事。年纪到了不肯退休，并非其学术水平高，也不是紧缺人才，某专业缺少了他就办不下去，他本人也是“半路出家”，由外系转来当系副主任，改行搞政治学，除年龄大社会关系广外，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优势。但是，“白发教授”有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当上了北大常务副校长，校长钦定“恩师”可以不退休，似乎就可以不退休，还是朝里有官好办事啊！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那位当常务副校长的弟子调走，白发教授也就只好黯然退休回家，闹出了一场笑话。
北京大学自1898年戊戌变法成立，百年来意气风发，也坎坷多难，五四时期北大师生引领着时代潮流，校长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们诸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风骨卓然与权力相去甚远，独立性很强，也倍受尊重，政府官僚不敢轻视。那时教授是不是有级别不太清楚，但依据名望水平应有等级，薪金也有很大差别，聘任制下校长有权破格聘用人才，一般不会有人不服气。教授治校也有相当的传统，教授委员会绝对不会将行政人员捧得很高。国民党政权搞“党化教育”，但大学教授并不买党棍们的帐，党政干部在北大学术殿堂也不太敢翘尾巴，没有学术水平很难在北大靠“吃政治饭”混。
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按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中共将教师们纳入干部编制，党管干部，虽然对知识分子强制“思想改造”，但开始时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教授尚心存“敬畏”，据说毛泽东身边的“秀才”们都“怕教授”，没有几个人敢斗胆来北大作报告。有些教授虽批臭了，但待遇仍很高，如俞平伯、周作人等，“养起来”的“高知”待遇可比“高干”，相当于部、司级。“高知”可与“长征干部”比肩，令人可望不可及。当然，老教授们人数很少，又有精神遗传，难以被中共同化，也就难以官僚化。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则实行党化教育，恩威并重，笼络利用，是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要走“又红又专” 道路，他们虽被“党化”为驯服工具，缺乏独立之精神，但却也不允许他们官僚化。管他们的党政领导如北大的彭佩云、聂元梓等党委书记却也没有什么教授头衔，官是官，教授是教授，党管教授。政工干部和科研教学二者分得很清楚，学术虽然意识形态化，却难以官僚化。
文化大革命时，教授们可就被斗惨了，斯文扫地成了牛鬼蛇神。中共建国十多年来精心组建的大学党政领导班子，也都统统靠边站，他们如陆平、彭佩云、匡亚明、聂真等，并非工农干部，而是早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具有一定的学术文化素养。而连他们这些老革命都挨批斗，教授们就更加没有地位了。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鱼贯进驻北大、清华及全国各地的大学，中专生谢静谊和军代表迟群成了北大、清华的太上皇，“高知”成了“臭老九”，被彻底打翻在地，成了专政对象。“教育革命”的结果是停止高考，由基层群众推荐选拔红色苗子上大学，叫“工农兵学员”，工农兵上大学还要管大学，教授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师道尊严和官僚等级制从表面上看是一扫而光。但是，不少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靠的是“开后门”，并不是群众公平推荐，背后倚靠的仍然是官位与权力。
七七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声浪中，高校恢复了教授制，不久也恢复了评职称。在新中国党政官僚制治理状态下，各种场合实际上都严格讲究级别，1949年前过来的老教授能躲得过文革劫难的已是很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评上教授职称的，与党政干部对应已是降为处级待遇，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学校分配住房教授往往排在处长之后，副教授排在副处长之后。本科生留校搞学生“党化”思想工作，很快当党委副书记，马上就凌驾于博士毕业的副教授之上。而干部、书记们又纷纷“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评职称评级时他们反倒优先，教授官僚化进程也就全面开始。如北大原党委书记任彦申原为清华工科本科毕业，在北大评为文科教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工作”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各个院系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也都优先评为教授副教授，而不再是单纯的政工干部了。
不光是书记们争当教授，而且许许多多的教授们也争当书记主任，大学的“官本位”使学术迅速官僚化。北大学术殿堂也处处以官位决定一切，各种学术资源统统向官权看齐，官位比学术更重要，谁得罪了领导就很难获得学术资源。难怪上面提到的那位白发教授当权在主任位上时，曾当面训斥我：“不干社会工作（指不当官），就不会考虑你出国、提职称，我们不管你了”。与白发教授是同班同学却又长期相互攻击、争权夺位的另一老教授，则是谆谆告诫说：现在不入党的非党员教授当官有优势，只要加入民主党派，或以无党派人士从政，很快就上去了，一下子就到部级。认为北大非党教授不搞学问卖身去从政，为党建言说好话，是奇货可居，说不定能做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大官。这话说得可真是北大一流水平！两位老教授都是文革中留校，是“党化教育”下的优等生，一个搞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个搞国际共产主义史，以“党化”优势搞政治学，天然优势是当官。但一山容不下二虎，两位都想当官的老同学为争夺权位，施用了浑身解术，拉帮结派，两派争了十多年，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学生辈。去年两位老教授终于退休，空出两个“一级岗”。教授岗与级不同，分三级，岗位津贴每一级相差一万元。岗位津贴制是上世纪末高校改革及教育“产业化”浪潮的产物，大学教师一改先前穷酸劲，一下子步入了小康。
岗位既与金钱挂钩，也就被当官的死死盯住。去年春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换岗聘岗时，也是高度保密，教工大会上一点风也不透，秘密组织了一个“临时聘岗委员会”，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教授们来“述职”，每人只准讲四分钟。结果当然也是戏剧性的，新领导班子中的教授个个都依次晋级，党委书记按自己设定的程序非常顺利合法地聘任为二级岗，利用行政资源完成了官僚学术化的进程。
权力与金钱支配学术是不是某个单位的偶发现象呢？不是的，在其他院系其他高校大都也如此。窥一斑而知全豹，学术官僚化其实是全国性现象。本来，当官的教授多拿点津贴，也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当了官也的确行政事务多，成了大忙人。但是将其定级并制度化，却毒化了大学，毒化了学术。正如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所申辩的，不是个人腐败，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是党政官僚体制赋予他操纵票决与保密的权力，“官本位”之下党说了算，又如何能亏待党委书记呢？以致前党委书记、退下来的官也不能亏待。惯例形成制度，学术上不行的党委书记有党撑腰，说话于是牛得很。而话又说回来，中国就这么个体制，官本位党天下，大学并非沙漠也不能免，读书做官，非党教授走“民主党派”之路，升官本有优势，又为什么不抓住优势呢？不当官干点“社会工作”，就什么也没有。但是，官位毕竟有限，成为稀缺资源，都想当官却又引发了争权夺位闹派性，以致于派性斗争相当普遍相当恶劣！不当官或不巴结当官的，又难以获取学术资源，这样看来，又如何能说不是体制性腐败呢？而说到体制性腐败，反腐书记也就找到了开脱自已的理由，不是自己腐败，是上面腐败啊。
学术官僚化的结果只能是摧残学术。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每年都评项目，发放国家级、省部级、教委及各种科研基金，就哲学社科基金来讲，三十年来费了那么多钱，又取得了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呢？而且“项目”也总是与权力相联系，就拿最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来讲，居然是出之于长官意志，一位国家领导人在埃及参观古迹，看见古埃及王朝较详细的年表，就问中国上古为什么不能也标示准确年代，回国后就立项拨出几亿元人民币，搞出了这个没有什么必要的大型“科研工程”。“清史工程”就更加荒唐，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闲得无事，竟提出“盛世修史”，说我们现在已进入“盛世”，有责任修前代正史。 “前代”应是中华民国，但他们在台湾仍在延续，于是转而提出重修清史，拨出的资金又是好几个亿，分项目写一个人物列传也是几十万元，实际上是粉饰太平的形象工程。学术金钱化使一些人分外眼红，东北一些学者提出“东北历史文化工程”，竟荒谬地提出古高句丽国的“历史主权”，获得了几千万元“科研经费”，结果引发了外交纠纷。连国家特大型项目也不过如此，其下大小各类项目更可想而知。“项目”其实就是权力与金钱的代名词，项目不仅可带来金钱，而且可以提级，其学术价值何在，却没有人认真追究。
不光是学术官僚化，许多不需要官僚化的领域也都官本位，如文化、体育、卫生等各界。全国各大医院都设有高干病房，北大“国学大师”季羡林九十高龄住进了高干病房，享受己故中共元老簿一波等一样的待遇，由国家精心照料，所耗费巨资皆由纳税人支付，有没有此必要老先生自己心里清楚。当然，能象季羡林这样幸运的老教授全国也少有，算是一个特例。体育因关系到国家的脸面，特别是北京奥运的举办，而投入的金钱很多，却也没有必要地养了大量体育官僚。国际足球比赛全世界唯独中国队在教练席上坐着体委干部、足球官僚，结果比起赛来是一败涂地。女排教练袁伟民被总理夸奖为“有大将风度”，夺得世界冠军后本应继续当教练，发挥技术特长，却力所不逮地当上了国家体委主任，跳跃为部级干部，当官没有当好，女排却出现滑坡。而在国外象袁伟民这样的名教练是不会去当官的，如荷兰人西汀克甚至选择到外国去继续当教练，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而鄙视官僚化。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化国家，党政干部官僚特权无所不在，官僚数量众多而且权利凝固化而成为体制性顽症。党政官僚体制经过意识形态包装而冠冕堂皇，盛气凌人，在体制面前只许服从，不许有异，否则，后果难以设想。1928年国民党“党棍”陈德征训斥教授胡适为“胡说”的事例，在当今仍时有发生，而且变本加厉。即使是大学也难以摆脱官场陋习，一个院系党委书记在一个小单位可以一手摭天，信口雌黄，党政干部官僚们往往会拧成一股绳为自己谋利益，而排斥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人。官僚化在文卫体各个领域，都是投入大，产出少，耗费国家大量资源却少有真正的成效，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大学官僚化更是扼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把大学统统办成党校军校，而失去生机。为什么就不能放大学一马，让教授们自己管理自己，教授治校，让教授委员会来评价教授们的业绩。如今学术的金权化，直接引导出学术腐败，争项目争钱是有本事，埋头做学问教书反而拿不到经费，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相迭。而高校教授评级在许多方面更是看得见的公开腐败，书记主任可以加分，为维系官僚特权可以不投票，明明学术上不行的“工农兵学员”可以升级，在职博士研究生评级可以比评阅他的论文且比他早拿博士学位二十年的人高。体制就这么个体制，告状也没有用！所以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会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我腐败，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在大学党政官僚调配一切资源的既有体制下，书记不过是顺着体制捞取既得利益而已。所以，书记和前书记以及各类书记们要高呼：体制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