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背景下，唐慧案和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丑闻，作为年中最受热议的两大司法事件，却显出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格外留意。
尽管二者在具体案情上千差万别，但一个共同之处是，当事人的私力救济，在事态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国家司法公权力的角色则显得尴尬，甚至显出了某种颓势。虽然当事人起初都处于弱势，但是通过自己的“超限战”，不仅扭转了和直接对手较量的局面，甚至侵蚀了游戏的框架本身，把体制的荒谬之处充分显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自从《南方周末》发表颠覆性的调查报道，提出质疑“唐慧赢了，法治赢了吗”之后，唐慧的悲情母亲形象在公众视野中多少褪去了一层光环。尽管这组调查报道引起众多批评，但批评主要集中在媒体的发言姿态问题上，至于其中一些关键的事实认定问题，例如唐慧强行在法院办公室吃住、当庭攻击辩护律师、频频上访要求判处全部被告人死刑等“超限战”手法，却并没有遭到太多质疑，支持者往往表达一种“若非如此又能怎样”的同情。退一步讲，即便在唐慧女儿是否“自愿”的问题上，双方其实同样都拿不出压倒性的证据，都只能试图诉诸人伦常情。更少有人能够斩钉截铁的宣称，唐慧与法治是一个双赢局面。
相比唐慧的悲苦形象，“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中的爆料人“老陈”，更让人联想起老话所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陈”以一介平民之身，以冤案复仇为目的，用极大的精力和财力来收集证据，一朝出手掀翻五名法官，这种经典的“超限战”翻盘手法，足可以列入当代中国二十年怪现状之一。尽管“老陈”在事件初期还能刻意保持身份的神秘感，但随着媒体的好奇心渐重和自己的戒心降低，他的家业背景、办公地点、微博帐号逐一浮出水面，真实身份也就呼之欲出。或许未来还有明争暗斗，但此刻的“老陈”，无疑用他独行侠般的力量给了中国司法“温柔一刀”。
有趣的是，唐慧和“老陈”的行事风格一刚一柔，恰和性别形成对照。如果说唐慧多年来到各级机关频频上访、闯进法官办公室吃住十几天、甚至当庭攻击辩护律师，借枪击案壮自己声势的彪悍做法，可以称为“武”的一面，那么老陈隐忍谋划，不动声色地接近猎物录像取证，就可以称之为“文”的版本。正如网络上调侃“老陈”的段子所说，这种手法尽显上海风格：一是受冤枉不上访不上吊不去机场不喊炸；二是接受判决卖房还钱尊重法制；三是胆大心细起疑跟踪不胡来；四是没有铁证不乱告；五是敌情重大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六是面对组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无论双方如何“殊途”，最后总要“同归”。不管文武，最后都起到了“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效果。这种共同归宿，就是中国司法成为年中大事的最大输家。
唐慧案引发的质疑，主要还集中在业务领域，尚有可商榷余地；但“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却几乎毁灭了司法公权力原本就不多的道义资源。正义或许就在当下，我们也能等得到，但这两个成功案例，却不免传递给人们这样一种信息：面对冤屈，宁可依靠私力救济发动“超限战”，也比坐等秉公执法更靠谱。恐怕没有哪种实现正义的方式，比今天的局面更具有讽刺效果。
“法官集体嫖娼”事件仅仅到此，还不能凸显出它的独特意义。如果说集体嫖娼本身，已经意味着中国司法“君之疾在肠胃”在话，贵州公安厅长转任上海高院代院长崔亚东提出“境内外敌对势力”，却是用一种锲而不舍的蹩脚方式提醒观察者，病已经深入骨髓，而不止是肠胃。官僚没有扮演好救火队员的角色，反而火上浇油。法律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一语道破，“一个没学过法律的公安人，一个能将法官集体嫖娼事件转移到敌对势力的维稳干部，担任上海高院代院长，比法官嫖娼本身对司法的危害更大。”
如果说崔亚东“刮骨疗毒”的誓言可以算得上豪气冲天，那么“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说辞，其实也不妨理解成体制内官僚惯用的挽回面子的套路，但不幸的是，这个说辞的与时俱进程度，远远赶不上“法官集体嫖娼”这种新鲜事物，反而撩拨起公众舆论的敏感神经。正如作家慕容雪村所说，放在以前，这种“抓特务”把戏还有点观赏性，而如今连一点观赏性都没有，只剩下乏味、无聊和愚蠢。
如果说，唐慧案的走向，是一个“悲情母亲”的正剧逐渐渗入了闹剧色彩、并为人所侧目的话，那么“上海法官集体嫖娼”，则遵循着一个以桃色闹剧开始、却越发让人悲从中来的反向路径。二者殊途同归，中国司法体系都同样蒙受质疑甚至羞辱。
2013年夏天，对于中国大陆很多地区是个酷暑季节，但对于中国司法，却是阴霾笼罩。面对私力救济“超限战”成功案例的示范效应，今后民众追求正义的冲动越强烈，司法的权威性恐怕会反而越颓败。政治上“失去的十年”和司法上“失去的五年”，正在展示它们的报复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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