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个经济泡沫伴随着概念泡沫的年头，一个概念的破产时间比论证时间还短促。今年6月由巴克莱资本推出、国际投行界看好的“李克强经济学”就是如此，其中主要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正被中国政府吹响的投资号角宣告破产，至于本来就是文火慢熬的“结构性改革”，在这种政府投资的刺激下，只会沿着旧路狂奔。
中央新策：婆婆让媳妇自己当家
楼继伟在G20财长会议上称中国政府“不再刺激经济”的话音刚落，江苏、安徽、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多个省市已纷纷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下级政府加快“十二五”规划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约有36个城市的发改部门批复了本地建设城市交通项目的开工申请，“铁公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成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点。
在诸项投资中，轻轨建设是重点，预计到2020年，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近6000公里，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各地发展轻轨的理由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可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又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还可以将各大经济圈连接起来。这一消息也得到中国交通运输部的证实，部长杨传堂近日在交通部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下半年交通工作的五大重点之一。
总理与财长都已说过不刺激经济，地方政府难道敢违抗中央政府自行其是？从程序上说，倒还真不算。巴克莱资本在6月底推出“李克强经济学”概念之时，可能没注意到，早在2013年5月，中央政府已为地方政府开了一个很大的政策口子，在《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共达117项，其中发改委取消和下放的投资审批项目就多达25项，下放的理由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因此，中央政府可以说自己信守承诺，这是地方政府发挥投资审批自主权所致。但是熟悉中国政府运作模式的人，都知道这只能算是掩耳盗铃之举，因为地方疯狂批复城轨项目虽然是自个当家作主，但真正落实到建设阶段时，资金筹集却需要中央“给政策”，否则寸步难行。
中央政府的“金融定向扶持”
就在国际投行界欢呼“去杠杆化”将使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改革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由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提供大规模的支持。
今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
上海是金融政策扶持的重点。8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协议，向上海提供2500亿元的信用贷款，这一额度相当于上海去年GDP的12.5%。这笔贷款将用于迪士尼乐园项目以及支持实施上海自由贸易区所涉城市改造和升级工作。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述支持只是农行对上海六大领域金融扶持的一部分，如此大额度贷款，不能不引起外界认为政府将进行“新一轮财政刺激”的猜想。
除了各大商业银行之外，这一次还有专为国家政策服务的国家投资开发银行加入。近期内，国开行先后与江苏、河北、青海等多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加大对这些省份的支持力度。同时，国开行各省分行也与许多地级市也签订不少协议。据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上半年发放新增贷款数千亿，其中80%以上的贷款投向煤电油运、农林水、通讯和公共基础设施等“两基一支”领域。
国开行的加入表明，发行地方债仍将成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众所周知，国开行是作为以发债为筹资主渠道的债券银行，是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发债体，俗称“第二财政部”，前任董事长陈元因其执掌家大业大的中国“第二财政部”，《金融时报》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代表团来到发展中国家审核潜在贷款项目，始终都能受到高规格的待遇，……陈元出访海外的时候能够得到皇室级待遇。”
如果说商业银行向地方加大贷款力度是商业行为，国开行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银行，向地方发放贷款则完全体现了财政刺激经济这一属性。
地方政府如何了断债务？
国内外经济界人士绝大多数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巨额债务和影子银行极有可能成为引发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两大风险地带，中国官方经济学家也很担心这问题。今年7月，清华大学发布的城市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全国289个城市透明度总体很低，即使排名度最高的上海市也远没有及格。更严重的是，很多市政府涉嫌隐瞒地方债，仅有13个市公开了债务信息。地方债早就成了一笔笔糊涂账。
旧债未清，又大规模举借新债，这在民主国家很难做到，在美国，这样的政府只能宣告破产，如加州南部的橘县与底特律。但是，“天下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8月13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一文，标题就叫做“官员推诿地方债务：上届政府借钱搞工程 本届绝不还债”，其中提到，该刊记者在东、中、西部部分省区调研采访时发现，各地政府税收结构单一、各类支出不断增加，将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增大基础设施投入”，于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加。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债务增长是债务不透明，到底欠了多少债，地方政府弄不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市县乡基层领导不仅没有“债务意识”，反而存在“债务递延”的“推诿心态”，认为上届政府欠下的债务，本届政府不必要偿还——这种“经济”已无信用可言。没有“信用”支撑的经济体，无论是投资还是生产，全都是短期化行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是与非？
至此可以判定，人们期待已久的李克强“经济改革”，仍将延续其前任温家宝自2008年以来的以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甚至是“旧瓶装旧酒”，只换了个新标签，即用“新城镇化”取代“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并辅之以让农民进城即拥有城镇户口的“福利政策”。
这当然不能归咎于李克强，我在“‘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7月22日）一文中，已经指出“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实施的制度基础，在各方压力下， 过段时期就会悄悄改弦更张。我唯一没想到的“这段时期”会短促到不足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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