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动用私刑，致人于死，是由于军官被赋予特别权力。必须要改革如此的虐他文化，让军队回归人权法治。”
军队动用私刑，致人于死，是由于军官被赋予特别权力。必须要改革如此的虐他文化，让军队回归人权法治。
许多人一定看过好莱坞影星阿汤哥主演的《军官与魔鬼》，一个部队的上校指挥官，居然可以下令，对士兵动用私刑，致人于死。这个军官为甚么会变成魔鬼？
一个军官会变成魔鬼，这实在是个值得追究的问题。在绝对王权的时代，权力的差别已绝对化，官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可以任意处分。
到了现代的初期阶段，由于天赋人权的理念增强，于是君主立宪时遂设定了一些黑区，认为某种人身份特别，国家和这种人属于某种“特别权力关系”，这种人应尽到某种“特别义务”，像公务员和军人这种职业的人，和国家就是“特别权力关系”。
天赋人权对这种人无效，这种人对国家必须特别效忠。为了效忠的需要，这种人由于他们的身份，他们当然必须舍弃一些人权的保障，或者制定特别法来规范，甚至于无法一切按陈规办事。
这种“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涵盖了公务员、军人、学生等。过去长期以来学生的体罚制度，就是“特别权力关系”下的衍生物。
部队的不当管教，也是“特别权力关系”造成的。“特别权力关系”这种法律概念，等于制定出了一些人权法治的黑色小王国：
一、这些黑区不讲究合理的管理与效率，它相信无条件的服从与效忠才是最大的真理，因此遂有《军官与魔鬼》里，那个把服从无限上纲化，将服从与爱国等乱扯一通，用来合理化他的暴行的行为模式。
那是一种法西斯道德，在爱国、服从、国家安全等似是而非的理由之下，隐藏着魔鬼一样的质量。
二、在一个人权法治的社会，等于有些区块仍按照封建时代的标准在办事，当主官的部属有如古代的藩臣或藩兵，这些人不能有意见，要像个只知道绝对服从的机器人。
主官认为只有如此，才会有效率。这种靠着服从而培养一致性的方式，在古代或许有效，但到了现代，人们已知道自由表达形成的共识，才是效率的保证，高压的命令只会反效率，甚至形成暴政。
三、“特别权力关系”的法概念下，会使得某些区块形成暴虐的制度与文化。1950年代，台湾整顿公务员，许多人被整肃清算，“人二”即是它的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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