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下《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一文之后，不少朋友询问我申请美国PhD的经验和心得。其实，我的申请也许并没有太多的代表性，申请结果也并非全然令人满意，因此参考价值可能不大。不过还是写下其中的一些经历和感想，有兴趣的朋友权且一看。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基本的申请流程，在太傻、寄托等论坛上都有很多详细的说明，我就不再介绍了。其二，由于我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了解也颇为有限，因此文中难免有错漏，请见谅。
一
2012年十一假期，我在杭州见到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我向他请教申请美国PhD的相关经验，并试探性地询问是否有可能成为他的学生——赵老师因研究社会运动闻名，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是他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此前也曾指导过主要研究媒体的博士生，例如目前在香港任教的林芬老师。
在和赵老师见面之前，我给他发送了一份粗略的研究计划，他给予了颇为正面的反馈，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不过，在当面的交流中，我得知：形势远远称不上乐观。
赵老师给我的核心建议是四个字：广种薄收。我很感谢他的建议，因为后来的申请结果完全符合这四个字。
之所以会广种薄收，当然跟PhD的申请本身就比硕士困难很多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我的申请中面临着诸多劣势。
一方面，是大形势很糟糕。赵老师说，由于美国经济形势低迷（至少当时如此），研究经费缩水得厉害，许多博士项目都大大缩减了招生规模，有的项目原本每年招二十多人，近两年却只招十来个人，甚至几个人。而就业市场萎靡，又令不少未能找到理想工作的学生选择继续留在学校，研究生申请者的数量持续攀升。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申请的难度。
另一方面则是我自身的弱项：没有美国学位，没有美国教授的推荐信。只要研究一下美国排名靠前的高校院系网站上的博士生简历，就会发现被录取的中国人大多在美国读了硕士学位，甚至是“美本”。对于我这样背景（北大本硕＋3年工作经历）的申请者而言，这个现实是残酷的。虽然北大在国内牛哄哄，有时还喜欢引用某些国际机构的报告称自己已经排名世界前列，但美国学术界显然并不看重——更准确地说，并不是不看重，比如北大本科在申请美国硕士时就比较好用，但在选拔博士生，也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人才时，美国本土的学位几乎成了必需品，它能够证明你在这个体系下接受过训练，具备相应的能力。站在学校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让人感到了那么一点“歧视”的意味。
申请结果出来之后，我最想去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教授写信告诉我，他们的博士项目还从来没有招过中国大陆的学生，他本人非常渴望招中国人，但评审委员会的其他老师普遍认为，没有美国学位是很大的不足。
我有时也在想：没有选择在本科毕业申请出国，而是在国内读了硕士、工作了几年，后悔吗？其实，个中得失很难衡量。如果没有在南方周末的工作经历，没有这几年深入媒体业内的观察思考，我就提不出今天的研究问题，就会错失“接地气”的机会。
如果没有美国学位，美国教授的推荐信有时候也很管用。我的一位师姐（复旦本＋北大硕）前几年申请到了耶鲁的社会学博士，她的申请材料中相当重要的内容便是给一位MIT教授做助研的经历，以及该教授撰写的推荐信。不同于中国人对推荐信的普遍随意态度，美国教授很少在不熟悉学生的情况下写推荐信，一般也不会让你知道他在推荐信中写了什么，因此要拿到一封好的推荐信往往需要长期的接触和合作。
当然，我也有一些优势，否则，最后的结果大概会是“广种无收”了吧。
硬件上的优势包括：北大文凭，媒体工作经历。虽然上文“鄙视”了北大文凭，但毕竟北大清华是美国教授基本上都知道的学校，在与其他学校毕业的中国人竞争时有一定优势。而媒体工作经历则可以说是我个人比较特殊的优势，虽然国外不乏工作多年再去读博士的人，但走这种路径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
工作经历的意义并不在于给简历上添上一点分量——如上文所言，从实践中获得一手的经验，发现研究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不同的人形成问题意识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人可以单纯凭借阅读和讨论发现问题，有人则更依赖在实践中观察和思考。
我的GRE和托福分数不高不低，但是在美国文科博士普遍极高的GT分数中，大概可以算是小小的劣势吧。那位哥大新闻学院教授告诉我说：如果我的托福分数可以再高一些，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没有美国学位的缺憾。
但对于正在全职工作的我而言，再花时间提高GT分数不太现实。其实，我的GRE是在读硕士的时候考的，因为它的分数可以有5年的有效期。托福的分数只有2年有效期，因此只能在申请时再考，考试前两周我还在外出差采访。
二
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那位耶鲁社会学博士师姐告诉我，她知道有同学是辞职一年专门做申请的。
我舍不得辞职，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不愿失去在业内的一年工作经验——当然，也许因为没有花更大的代价，也就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功，个中投入与产出需要每个人自己衡量。我最后能够完成申请，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记者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它使得我可以更方便地做时间管理。不过，记者生活的不规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申请计划的实现。
既然自身的精力有限，找中介帮忙是不是好办法？依我看，答案很明确：不是。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判断只适用于PhD申请。硕士和本科阶段的申请，中介或许还能有一定作用。但到了博士阶段，你能找到比你更了解自己所申请专业领域的中介吗？
中介所能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偿给你提供更多的信息（无论是选校，还是帮忙修改文书，均是如此）。如果中介了解的都不如你多，那就帮不上忙，甚至只能帮倒忙了。
没办法，只能靠自己的双手，而且没有太多捷径，更多的是笨功夫——逐一查看各所学校的项目，阅读相关教授的简历和论文，寻找契合的方向。这个做功课的过程，也是较为深入地了解学术界的一次机会。
虽然“广种薄收”是一种策略，但即便是“广”，也不要滥撒网，否则就是白白给各所大学交申请费了。在一定程度上，个人研究兴趣与学院和教授的研究方向越契合，申请成功率越高。事实上，有许多拿到多个offer的牛人，所申请的学校数量也仅仅比offer数多一两所——有针对性的申请，远比买彩票式碰运气的海投更有效率。
了解各项目的申请难度也是做功课的内容之一。上文提及的哥大新闻学院PhD项目，每年只招4个学生，竞争之激烈已经超过了该校的商学院、法学院。
至于很多人关心的套辞问题，我的感觉是，无论“套磁有用”还是“套磁没用”都是太过武断的结论。录取我的UW-Madison，我并没有套磁；套磁了的其他学校，有的音信全无，有的则有较为积极的反馈。至于能对最终的结果起多大影响，的确很难一概而论。比如，各所学校的招生程序本身就存在差异，有的完全由成员每年变化的录取委员会决定，有的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听每一位老师的具体意见。
三
2013年的春节，我是在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度过的。从年前我就开始期待一份offer——不需要多，一份足矣，有了它，我就可以安心地过节了。但事实是，直到元宵已过，我依然手中空空。
那些倍受煎熬的日子，或许将长久存留于我的记忆中。每天上午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打开iPhone，查看是否有从夜幕刚刚降临的美国发来的邮件。后来，接连两次在起床时收到拒信，我就变得神经兮兮，认为iPhone会带来坏运气，于是改而使用iPad查信箱。
那些日子，每天不知道要刷多少次申请系统、gradcafe和gter。当gradcafe上开始有人报相关offer，而我的申请系统中依然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我便开始设想并寻找各种可能性。我搜索往年同一学校同一项目的offer发放情况，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是一次发完，还是陆续发送；是先发offer，还是先发拒信；是先发美国学生，还是先发国际学生……
当然，我也曾无数次设想：如果颗粒无收该怎么办？是放弃学术道路，改而寻找和接受其他机会，还是坚定地要做个研究者？是继续留在南方周末，还是干脆辞职专心申请？是继续申请博士，还是先读一个美国硕士？……
如果了解我那一两个月的心情，就会知道当我在收到第一份offer的时候，为何会在微信朋友圈如此不低调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是真的吗？快哭了！”
申请美国PhD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在至少半年内持续投入大量精力，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至于申请结束后的博士生活，也早有大把诸如“PhD=Permanent Head Damage（博士=永久性脑残）”之类的调侃。对于有意申请，特别是想辞职去读PhD的朋友，最重要的建议也许是：想清楚，真正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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