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南方周末内部，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3年是一个坎，如果能迈过去，就会有很大的可能性长久留下。这道坎看似不高，但要迈过去，难度却相当大，许多人都在这个时间节点前离开了。
我也停在了这道坎前。
2013年7月底，我和南方报业集团的合同到期。8月中旬，我将飞赴美国，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读博士（PhD），研究方向是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预计将需要至少5年的时间。
此前，我的很多同事都曾出国，他们大多参加的是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项目，也曾有同事去欧美国家读硕士，但出国读PhD的几乎没有先例——原因很简单，读PhD基本等于告别职业媒体人的生涯，转而投身学界。如果说从记者转行做公关、市场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变换车道，那么从记者转行做学者则像是直接开到了另一条岔道上（而且是一条注定艰辛的、“性价比”不高的岔道）。
当然，我并不想夸大这一转变，因为它不是一次凭空的跳跃，而是一次自然的转向。我的研究课题，必定有关中国媒体和中国政治，它将建立于我3年从业经历中的观察与思考基础之上。
我也不希望用“逃离”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选择。我从记者经历中获益颇多，这一行业的吸引力也并非同行们自嘲的那般不堪。我站直身躯与之挥手作别，胸中怀有感激，脑中不断反思，并将在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和它相连。
二
如果问我为何而去，我会先回答为何而来。
我在很多场合重复过那个青春期少年被南方媒体“蛊惑”的故事。特殊的时代背景——SARS、孙志刚事件、南都案；特殊的个人成长阶段——躁动不安的高中生，身在理科实验班，却总喜欢写文章指点江山，每周买南方周末，误认为当记者是比当科学家更能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的选择。两者碰撞之下，我手握着因数学奥赛省一等奖而获得的保送机会，在北京大学的保送生申请表格中只填写了一个专业：新闻与传播。
使用“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短语，我并不觉得冠冕堂皇或言过其实。当时的我、现在的我，都坚定地认为“理想”、“责任”是高尚的、值得追求的东西，并且习惯将其与自己读过的学校、工作过的地方联系起来。我记得读高中时曾询问一位在网上认识的大学生姐姐：北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她告诉我，是社会责任感。尽管现实中的北大有太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我们至少应当铭记这样的精神传统。
先北上，再南下，然后在南方媒体的北京记者站工作，这就是我在过去9年中的求学和工作轨迹。琐碎的时光中，在某些具体的时刻，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了历史的进程，并且做出了不后悔的选择；但更多时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
在工作之前，我对“理想”、“责任”的理解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媒体揭露真相，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理性等价值观，便是履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阻力，于是理想碰撞了现实。
这个模型非常简洁，容易理解，也很正确。但问题是，实际情况会复杂得多。比如，媒体和媒体人本身也是社会中的存在，甚至是体制内的存在，他们为何要承担责任，何以承担责任？那些值得记取的闪光案例中，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选择？他们肩负的其他目标（如经济目标）是否会影响社会责任的履行？
又如，媒体对社会运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在“庙堂”的层面，媒体是否真的能影响历史的走向，成为进步的动力；在“江湖”的层面，媒体又是否真正在塑造一个可靠的公共领域，促进理性的辩论？
对于“理想碰撞现实”，我的思考是：政治和商业力量的侵入自然是重要的负面因素，但泛泛而谈“管制”是没有太多益处的，有许多细节的问题等待回答：它们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是否可以寻找其中的逻辑和趋势？它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估？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媒体和媒体人自身扮演的角色。在每一次具体的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产品是否会因媒体机构的定位与目标、媒体人的认知与局限、新闻操作的方法规范而发生偏移？这种偏移进而如何影响受众的认知（或者说，民意）？
我在这一行中行走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也天生不善与人打成一片，不过这三年的时间足以让我对一些现象形成初步的观察，萌生研究兴趣。既然发现“承担社会责任”这件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为何不先把事情弄清楚？循着这样的思路，我愿从参与者变为旁观者和研究者。
有许多人问：你选择出国读书，跟年初的新年献辞事件有关吗？我的回答是，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申请工作是在去年下半年完成的。但我想，这一事件无疑坚定了我出国的决心，它让我窥见了中国媒体平时并不示人的那一面。事件结束后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事件？又为何会走向这样的结局？事件中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它的最终走向与整体的社会结构有哪些关联？
我无法在这里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保证会在不久的将来给出自己的思考。
三
在这个行业中，我遇到了很多真诚的、有才华、有热情的人，也遇到过虚伪的、晃悠着半桶水的人。贵圈很牛，贵圈也很乱，这是这个行业的真实生态。
单就“理想”和“责任”而言，在这个世界上，高举理想和责任的，不乏欺世之徒。即便是心术纯正的人，将理想和责任的旗帜举久了，也容易陷入两种结局：或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麻木，变得钝感；或自我感动，自我中心，变得偏狭，甚至偏执。在中国的新闻业中，不乏这两种人的身影，甚至成为一个行业的病。
只有切身站在一个行业中，才能体会到它的种种症状。记得三年多前参加南方报业校园招聘时，C社委问我：你觉得南方周末有什么缺点？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作为一个旁观者，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追随者”、“仰慕者”，这样的问题太难了。如今作为一个内部人，若让我再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大概可以滔滔不绝很久：从内到外，从机制到个人。
对问题与病态的观察，也在激发着我投身研究的好奇心。
做记者时，我常常心里发虚：我们这群人的意愿和能力是否足够？对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是否有足够深入的理解，还是仅仅人云亦云地重复一些教条？媒体人掌握着讲述和阐释世事的权力，左右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但这群人是否真的可信？有没有可能是在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最近几年，对“南方系”的批评很是热闹。身为“南方系”的一员，虽然只是个小角色，但我也曾被当作靶子批判。最初，我很愤怒，对于批评的声音或奉上怒不可遏的回击，或报以轻蔑的一笑。但是后来，我已经变得相当平静。在我看来，来自左边的批评声音中不乏真知灼见，它完全可以成为督促自身反思和进步的资源。而对于其中那些毫无价值的文字，也不必愤怒或惊慌——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这里，也可以读懂中国。
正如中国是新闻的富矿，中国的媒体其实也是研究的富矿。可惜的是，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界依然孱弱。和美国学界对美国媒体的丰富研究成果比起来，中国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中国媒体拿得出手的研究凤毛麟角。转型为研究者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努力填补这方面的缺失。
四
其实，要回答我为何而去，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是：“我是我。”
我始终自认为不是一个好记者，或许也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典型的好记者。在我心目中，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性格外向，跟人自来熟，或者用南方周末内部的说法，有“匪气”，能拿料；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是故事爱好者，喜欢追寻和讲述故事；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适应乃至喜欢不规律的生活。
至少，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具备以上素质中的两条。但很可惜，我一条都不具备。我性格内向，不善沟通，打个电话都会紧张好久。我浑身书生气，一点也不匪，不懂怎么混朋友。我不排斥故事，但更习惯也更擅长讲道理。我喜欢有条理地规划自己的生活，突发事件带给我的紧张和焦虑感远远胜过兴奋感。
当然，这些都可以说是表面因素——新闻界有很多内向的好记者，电话恐惧症也是不少记者的普遍病。或许，让我想要离开新闻业的更关键的性格因素是：我总是喜欢想太多。
想太多的一个后果是，我总在反思上文提及的那些问题，也许只有读博士才能让我有办法解答这些问题。
想太多的另一个后果是，我因高强度且不规律的记者生活对阅读和思考时间的侵蚀感到懊恼。
想来想去，也许还是做学术更适合我吧。
五
尘埃落定之后的某一天，我在偶然间听到洪启的《我是一只离群的鸟》，立刻欲罢不能地喜欢上了这首歌。我将它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心思细腻的Z老师评论说：这首歌太符合你的心境了。
没错，我在洪启的歌声中听到了自己的心愿，特别是这一段：
看见河水要去的地方
我的清晨在那里闪亮
我的追求越过山冈
我的欢笑洒满在路上
我要离开周末的团队，飞往地球的另一面，开始至少5年的求学生涯。但我想，我不会彻底“离群”。我会继续写作，虽然不再是职业记者的身份；我会继续观察中国的新闻业，虽然不再是身居其中的一线工作者；我会继续思考，并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和讨论自己的思考心得。
这确实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憧憬着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在五大湖区一个安静的小城，过几年简单而专注的生活，潜心读书，锻炼身体。
再见，南方周末。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愿你永远如那一缕打在人们脸上的阳光。
你好，博士生活。我将献出30岁之前的最后几年时光，愿你看到我每一丝微小的进步。
方可成
201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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