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李克强为何力推上海自贸区

作者：信力建 

昨天，商务部通报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作为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将为上海带来十年发展红利。据悉该项目立项的过程中曾遭遇阻力，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力排众议”努力促成该项目通过，最终该方案于2013年7月获批，可喜可贺。

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区的雏形，是2009年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起草的一份题为《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文章，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将“自由贸易区”改为“自由贸易园区”。次年11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对上海浦东新区建设自由贸易园区进行实地调研。直到2011年，上海才开始明确提出要打造自由贸易园区。2013年3月末，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江苏和上海考察期间表示，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随后，上海推进建立自由贸易园区的步伐明显加快，更为坚决。

何谓自由贸易区？它不同于实行普通贸易优惠政策的“出口加工区”，而是贸易伙伴之间通过签署协定，互相之间开放市场，逐步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允许船舶自由进出，在服务业领域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自由贸易区有货物进出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和成员经济体之间无共同对外关税等四个特点。设立自贸区可以促进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增加外汇，提高该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并增加就业促进地区整体经济发展。

根据申报方案，涉及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多项改革试点的上海自贸区，希望能够用两至三年的试验，推进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和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以及综合实现一系列创新改革目标。在贸易领域，上海自贸区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指国境线，“彻底”二字在方案里被强调。有专家指出，上海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在现有的开放试点里，整合海关特殊监管区，减少行政成本，为各地提供一条整合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路径。“单是这一条，意义就很大。”

为什么选择上海？综合改革开放35年来的各个指标来看，国内能开放金融体系试验的城市，只有上海。上海的金融服务业是全中国最领先、最具国际大环境的背景。深圳、珠海、厦门、天津等沿海城市，虽然也能开放金融服务业，但由于它们的试验效能与可复制性，还无法与上海的国际性及历史地位相提并论。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当年的“上海奇迹”。

1842年，清政府被迫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带家眷在五通商口岸居住、贸易，准许英国政府在五口岸派驻领事、管事官“专理商贾事宜”。次年10月，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又具体规定由大清地方官与英国领事会同商定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区域。根据这些规定，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11月17日正式宣布上海开埠。巴富尔经过同上海道台宫慕久的谈判，用每亩地一千五百枚铜钱的价格租下了上海外滩一带，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以告示方式公布了这些协议，即《上海土地章程》，达成辟设英租界协议，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国中之国。租界跟香港一样从成立之初就定位为自由贸易区，从那以后不同肤色的人齐聚这里，当年的小县城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到1937年，历经90多年的发展，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城市，聚集了全世界40多个种群，也成为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

上海的租界分为两种，一种租界是只有一个使用国的单一租界，一般的称呼方式是“某某国租界”。但也有数个国家共同享有一个租界的行政权，这样的地区则被称为“公共租界”，也即过去的英美租界，是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所成，由民选的工部局管理，公共租界不受中国法律管制，实行内部自治管理，并且不由租借国派遣总督，而是成立工部局，担任市政、税务、警务、工务、交通、卫生、公用事业、教育、宣传等职能，兼有西方城市议会和市政厅的双重职能，成为租界事实上的政府。

由于租界的兼容并包的特点，外国人多愿意在租界投资办厂或从事贸易活动，此外也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开办具有本国特点的学校、医院、坟地等附属设施。换言之，这里就是外国资本主义能够正常开展经济活动的地点，为近代民主、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加上租界内共公设施完善，治安相对平稳，租界内的商务活动为拉动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相当数量的中国上游阶层在那里定居，消费。此外租界独立的管理制度，中国政府将租界视为外国领土，不敢轻易干涉租界内部事务，为部分政治流亡者提供庇护，每一次国内时局动荡就会有大批的国人涌入，成为战争时期平民的避难场所。在纳粹时期，上海甚至为全球犹太人提供了庇护所，拯救了许许多多犹太人的生命。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马弈良曾感概地说：“上海是个非常独特的城市，是二战中世界上唯一的一处不用签证或任何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方。两万多名犹太难民在大屠杀期间逃到上海，上海人民把自家大门连同自己的心扉向这些难民打开。”

由于各方面自由度非常高，上海租界的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往往远高于其周围的地区，时人称为“十里洋场”，成为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经历了1927至1937年“黄金时期”的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的私营行庄公司已达105家。上海不仅汇集着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四大政府银行为首的原国家资本与资本金融机构。外滩附近更是聚集了各国最具实力的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美国花旗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等组成了“东方华尔街”。上海还拥有数量众多的私人资本经营的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

在民生方面，上海也是全面繁荣。公共租界中区集中了全上海绝大部分的报馆。中文报纸中，影响最大的则无疑是《申报》；在英文报纸中，位于外滩17号的老资格的《字林西报》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其竞争对手包括《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等。公共租界拥有数所公立医院，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公济医院和位于静安寺以西的宏恩医院主要服务于外国侨民，美国圣公会在公共租界开设2所医院，位于中区山东路的仁济医院则面向华人。 在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新教各个教派的教堂林立。犹太人也建有数座犹太会堂。此外，还有日本人兴建的佛教东本愿寺和西本愿寺，都位于虹口。

上海在租界的带动下蒸蒸日上，任何一个英国城市都落后它一百年。这样的局面并未因1937年开始的抗战而停止，公共租界直到1941年才沦陷，日军侵华上海成为“孤岛”，经济却空前繁荣。可见，战争跟资本发展与否倒是没有本质关系，资本主义在上海的苗直到1949年建政之后才被逐步被彻底的割掉。遗憾的是，在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前，上海的经济受到了重创，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有所恢复，但已经辉煌不再。

因此，在”改革与否“争议不断的今日，李克强总理推行上海自贸区改革的决心，不仅停留于经济领域，而是有着更深的政治深意。高层意识到，从中央到上海，自始强调的一点是，上海自贸区是一项制度改革，而非优惠政策。对于习惯了以优惠政策激发经济增速的地方政府而言，“制度改革”一直是个口号，很少有付诸行动之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改革，最显著的是发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及随后的若干年中，或许2000年中国加入WTO也推行了一些方面的制度改革。面对内部改革阻力重重，如果一时无法壮士扼腕，那就开辟新的改革战场，创造新的改革红利，培育新的改革受益者，以此来累积支持改革的力量。

为此，香港《南华早报》7月15日还发表题为《上海是展示李克强经济学的橱窗》的文章，指出李克强已下定决心选择上海作为第一个橱窗，展现“李克强经济学”是如何发挥作用将中国从硬着陆的风险中拯救出来的。上海自贸区的设立还被认为将使上海的港口、机场、仓储、地产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获益，并大幅促进上海的离岸经济、港口经济和总部经济的发展，同时给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正面辐射效应。

放开管制、放开准入、放开市场，是习李新政和李克强经济学中最值得喝彩的经济改革精髓。上海自贸区，能否重现民国辉煌，为习李新政名垂青史做注脚，我们拭目以待。

部分资料引自《凤凰网：谁创造了上海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