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陆续有一些人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和伤害过的人而道歉，最近更多了些。其中，陈毅之子陈小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引起了关注。陈小鲁在信中说，“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他还说文革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并表示“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
陈小鲁的道歉信代表了很多人尤其是经历过文革的人的想法，只是他们中一些人可能因为勇气或其他原因而未走出这一步。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黑暗的时期。与我们这几代人有关的，是十年文革。无论在中共还是国家的历史上，文革都已被定性为一场浩劫。但从国家层面来说，至今对文革的描述还是粗线条的，并未深挖文革爆发的根源。后人从官史中，只知道这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几个反革命利用，给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劫难。
官方修史有自己的局限，因为它总是带有某种特定目的，预设自己的价值和判断，用某个标准和尺度去裁剪历史。官史一般也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描写，人们记住的只是一些抽象的结论。
官史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民间写史来弥补。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民间有修史的传统，虽然官方不主张对一些历史的黑暗面揭伤疤，但民间这些年来对文革的描述和回忆，还是非常之多。不过同样遗憾的是，很多亲历者对文革的描述，多数是受害者对直接加害者和运动发动者的控诉。从个体和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控诉有其必要。但过多地单纯控诉也容易将文革简单化，似乎文革的灾难中只有加害者和受害者；而苦难则被当做一种资本来宣扬，这在一些曾经的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忆录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上述两种对文革的个体回忆和叙述，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剖析自我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选择性还原历史，不敢或不愿触及自己灵魂的阴暗面。
故而，陈小鲁等人的道歉信和忏悔文章，就显得弥足珍贵。它在让我们看到那个疯狂年代发生的出卖与背叛、无知与暴力的同时，还对此种行为进行了反省和忏悔。尽管对受害者来说，这些忏悔来得有些迟。
今天再看这场充满历史荒诞性和悲剧性的运动，虽无法准确地猜测运动发动者的真正目的，但不可否认，像这种声势浩大、波及面广、历时弥久的运动及其造成的灾难，决不像官史描述的那样简单，如果没有千百万人迎合和参与，仅靠个人或少数人之力是不可能发动的，即使发动了也不可能长久和席卷整个中国。
很多人可能会辩解，当初投身这场运动，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和迷信，以及“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向往和狂热，或者纯粹出于年轻人的无知和叛逆。这种辩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至少不诚实。若当初因认识有限而认为自己的举动乃是革命的表现，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错事，尚可理解，那么在中国官方对文革进行彻底否定后，还以当初的理由为自己的辩护，或者以大家都如此为自己寻求开脱，则是说不过去的。
可以说，能否诚实地面对历史，认识到自己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并为自己曾经做过的蠢事、或被自己伤害过的人真诚道歉和悔过，这是我们在反思文革时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然而，现在看来，缺少忏悔正是中国对文革反思的一个致命缺陷。即便一些知识分子在其文革回忆录中，也鲜有忏悔的声音。不是没有人呼吁，从文革结束到今天的30多年间，有识之士一直在反对遗忘和呼吁忏悔，巴金老人就曾不遗余力地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多数人出于某些考虑，拒绝忏悔。
什么原因促使多数文革亲历者在面对历史时，不敢承认过错，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我想，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基因中缺少忏悔和赎罪的传统。中国的文化被李泽厚称为“乐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东邻日本的“耻感文化”。如果说，“罪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并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那么，“乐感文化”正如这个名称所显示的，它更重视现世的快乐，企图通过人的伦常生活快乐中实现超越，忏悔并没有位置。因为忏悔的前提是正视罪的存在。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根源在于性善论，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人缺乏对人性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我们的文化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追悔莫及，悔不当初等，但就是没有悔改，没有对生命的忏悔，充其量，我们只能做到“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用学术的语言说，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因而无需忏悔。
此外，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采取了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经存在过或正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作为神化、信仰的对象当做精神家长。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也就是说，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却不会忏悔。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乐感文化”实际与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致的。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中国出现的则更多是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中国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二是从生存环境的艰难造就的“灾民理性”，也使得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任不寐先生在《灾变论》中把“灾民理性”概括为：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我觉得用来解释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很贴切。指的就是在灾民社会里，由于物质极度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为了生存，可以蛮不讲理，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总之，“活着”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皆是生存手段，是为更好地“活着”服务的。
虽然千百年来，灾民并不经常出现，但人口膨胀、资源有限，贫穷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却一直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使得中国人的“灾民理性”发达，并集中体现在所谓的生存智慧上。各种形式的“厚黑学”、“潜规则”以及“官场文学”盛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承平时候也许隐晦一些，一旦灾难和危机降临，蛰伏的“灾民理性”便暴露无遗。当一个民族被“灾民理性”所支配，忏悔意识就只能是一种稀缺品。
而“灾民理性”与“乐感文化”又恰好互补。正因为中国人深知生存之艰难，才更重视现世的享受，也就缺少敬畏。两者一个侧重于物质层面，一个侧重于文化领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元素。
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第三个因素，要从权力对社会的主宰中寻找。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弱肉强食都是存在的，不过社会进化到现在，对强者有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约束。中国几千年来都是权力主宰的社会，掌握社会公权力的人是社会的强者，实际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这导致社会向权力看齐，从而培养了人们的权力崇拜。在这种社会中，掌权者如果能够成为社会的道德表率还好，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的道德规范并不会高于普通人。从过往的历史看，权力占有者每每在历史关键时刻表现出的行为，与他们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是不相称的。当权力占有者——也包括垄断知识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没有表现出对历史应有的担当，不愿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忏悔、甚至有意遮蔽历史真相时，想要作为跟随者的普通人去认识错误，自我惩罚，也就不可能。后者的策略是，既然首恶者都不认错，我也就不必认错，以此躲避良心的谴责，并在时间的长河中自我麻醉。从群体理性看，这样做也许有道理。但群体的麻木不仁并不代表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责可以过去。别人的不忏悔并不能成为自己不作为的理由。
好在持此认识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陈小鲁等人的道歉说明，作为曾经的加害者，他们并没有用多数人的错误行为选择为自己开脱，而是勇敢地选择了忏悔，这让人稍微宽心，表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
历史越向前，对文革的忏悔就越重要也越需要。随着时间的前行，那些经历过文革记忆的人渐渐老去甚至辞世，若不从每个民众和国家的层面上认真面对，文革那段错误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代人的死结和另一代人危险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