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生活在拜仁州、巴登-符滕堡州、汉堡市和黑森州，他们曾经是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守卫。此前，司法部门一直没有惊动他们，但现在，他们得上法庭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1945年1月，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被解放。2013年9月，30名此集中营的前守卫必须得面对德国法院的指控。罪名：协助谋杀。二战结束将近70年，路德维希堡的“纳粹罪行调查中心”对这些被告进行了调查。
只有少部分人被审判
“开始时，能够得出侦查结果的希望实在渺茫”，该机构负责人库尔特·施瑞姆（Kurt Schrimm）对德国之声说。“我们首先成功确定了49个人。这算是不错的成果了。”
这49名前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守卫，其中九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去世了，还有十个人，“纳粹罪行调查中心”缺乏关于他们的足够信息。剩下的散布在全德国的30个人，恐怕就得面临法院的诉讼了。但是他们会否面临指控，取决于他们的健康状况，施瑞姆说。
“光考虑年龄，我们就无法不悲观。”因为，最年轻的罪犯也已87岁，最年长的则97岁。“大多数被告人肯定没有办法出庭，会被绳之以法的就更少了。” 施瑞姆说。
一个颠覆性的判决
路德维希堡的调查能够得以进行，还多亏了一个重要的判决。在2011年，慕尼黑州级法院判决一位前集中营守卫有罪，罪名是他曾协助杀害至少28000人。法官判决德米扬纽克（John Demjanjuk）五年监禁—-尽管没有对具体罪行的证据。被告后来去世。
“已经不需要再找足够的证人了，比如说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了枪等等”，乌尔里希·桑德（Ulrich Sander）说。作为曾经的抵抗运动者的儿子，他致力于“受纳粹政权迫害者联合会-反法西斯同盟”（VVN-BDA）的工作，也是那儿的发言人。桑德说，案件会在慕尼黑得到审理。“如果能够证实当事人曾经参与谋杀，就可以对他进行审判。”也就是说，无需证明有过具体的行为。
对路德维希堡的调查者–如施瑞姆–来说，追踪纳粹战犯因此变得容易一些了。在慕尼黑的判决之后，在其他法庭，“只要能证明一个人曾经在集中营工作过，就可以判决他协助谋杀”也成为可能。
做出属于纳粹凶手的判决并不简单
对许多观察者来说，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大规模追究的做法是否太迟了，以及德国在时间还充裕的时候是否做了足够的努力。桑德说，“50年代时，其实啥都没解决”。
作为对此的回应，1958年在路德维希堡成立了“纳粹罪行调查中心”。从此，它就不得不同下列问题斗争：证人难以寻找，被害人已经去世，凶手保持沉默……此外，路德维希堡的调查者也必须在司法界找到人协助—-因为他们不能靠自己使罪犯伏法。
还有，按照旧的德国法律，凶杀案只有20年的追溯期。1945年的杀人犯，到1966年就可以逍遥法外了。现在则不同，凶杀及协助凶杀已不再受追诉期的限制。
布鲁因斯的案例
五十与六十年代的法律对纳粹凶手实在有利。而且德国迟迟不把德国籍的被告交出去，也使许多人从中受益。比如克拉斯·卡雷尔·法贝尔（Klaas Carel Faber），他在荷兰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他成功逃到德国，得享平安。
在一个许多人关注的诉讼中，这些问题再一次发挥作用：在哈根市（Hagen），陪审法庭裁定布鲁因斯（Siert Bruins）可能为纳粹凶手。92岁的布鲁因斯在将近70年前，涉嫌枪杀一名荷兰抵抗力量成员。一份荷兰对布鲁因斯的判决，在德国无效。但是现在德国检察官认为枪杀属于凶杀行为，布鲁因斯很可能就要坐牢。
科萨塔瑞，伯埃勒，利普奇斯
像在哈根一样，法官尝试将更多的凶手绳之以法：拉迪斯劳·科萨塔瑞（László Csatáry），他被控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但他在需要服刑前死亡；海恩里希·伯埃勒（Heinrich Boere），被判要为三宗谋杀案负责。或者最近的漢斯·利普奇斯的案例（Hans Lipschis），他也同样曾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
在路德维希堡，“中心”的法学家们也在继续他们的寻找，例如在南美洲：“我们查找那里的移民档案”，施瑞姆说，“我们寻找那些1945-1955年间移民的男性，他们可能因为自己的纳粹背景有所隐瞒。”而且，对所有灭绝营的看守，人们也将再进行一次核对。
30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警卫，也许还能及时得到属于他们的惩罚。“这是一个好苗头”，作为“受纳粹政权迫害者联合会”积极分子的桑德说：“我相信，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国外看到，德国人没有抛弃历史。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相信，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好处。”
作者：Hendrik Heinze 编译：简如
责编：叶宣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