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生活在拜仁州、巴登-符滕堡州、汉堡市和黑森州,他们曾经是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守卫。此前,司法部门一直没有惊动他们,但现在,他们得上法庭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1945年1月,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被解放。2013年9月,30名此集中营的前守卫必须得面对德国法院的指控。罪名:协助谋杀。二战结束将近70年,路德维希堡的“纳粹罪行调查中心”对这些被告进行了调查。

只有少部分人被审判

“开始时,能够得出侦查结果的希望实在渺茫”,该机构负责人库尔特·施瑞姆(Kurt Schrimm)对德国之声说。“我们首先成功确定了49个人。这算是不错的成果了。”

这49名前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守卫,其中九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去世了,还有十个人,“纳粹罪行调查中心”缺乏关于他们的足够信息。剩下的散布在全德国的30个人,恐怕就得面临法院的诉讼了。但是他们会否面临指控,取决于他们的健康状况,施瑞姆说。

“光考虑年龄,我们就无法不悲观。”因为,最年轻的罪犯也已87岁,最年长的则97岁。“大多数被告人肯定没有办法出庭,会被绳之以法的就更少了。” 施瑞姆说。

一个颠覆性的判决

路德维希堡的调查能够得以进行,还多亏了一个重要的判决。在2011年,慕尼黑州级法院判决一位前集中营守卫有罪,罪名是他曾协助杀害至少28000人。法官判决德米扬纽克(John Demjanjuk)五年监禁—-尽管没有对具体罪行的证据。被告后来去世。

“已经不需要再找足够的证人了,比如说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了枪等等”,乌尔里希·桑德(Ulrich Sander)说。作为曾经的抵抗运动者的儿子,他致力于“受纳粹政权迫害者联合会-反法西斯同盟”(VVN-BDA)的工作,也是那儿的发言人。桑德说,案件会在慕尼黑得到审理。“如果能够证实当事人曾经参与谋杀,就可以对他进行审判。”也就是说,无需证明有过具体的行为。

对路德维希堡的调查者–如施瑞姆–来说,追踪纳粹战犯因此变得容易一些了。在慕尼黑的判决之后,在其他法庭,“只要能证明一个人曾经在集中营工作过,就可以判决他协助谋杀”也成为可能。

做出属于纳粹凶手的判决并不简单

对许多观察者来说,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大规模追究的做法是否太迟了,以及德国在时间还充裕的时候是否做了足够的努力。桑德说,“50年代时,其实啥都没解决”。

作为对此的回应,1958年在路德维希堡成立了“纳粹罪行调查中心”。从此,它就不得不同下列问题斗争:证人难以寻找,被害人已经去世,凶手保持沉默……此外,路德维希堡的调查者也必须在司法界找到人协助—-因为他们不能靠自己使罪犯伏法。

还有,按照旧的德国法律,凶杀案只有20年的追溯期。1945年的杀人犯,到1966年就可以逍遥法外了。现在则不同,凶杀及协助凶杀已不再受追诉期的限制。

布鲁因斯的案例

五十与六十年代的法律对纳粹凶手实在有利。而且德国迟迟不把德国籍的被告交出去,也使许多人从中受益。比如克拉斯·卡雷尔·法贝尔(Klaas Carel Faber),他在荷兰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他成功逃到德国,得享平安。

在一个许多人关注的诉讼中,这些问题再一次发挥作用:在哈根市(Hagen),陪审法庭裁定布鲁因斯(Siert Bruins)可能为纳粹凶手。92岁的布鲁因斯在将近70年前,涉嫌枪杀一名荷兰抵抗力量成员。一份荷兰对布鲁因斯的判决,在德国无效。但是现在德国检察官认为枪杀属于凶杀行为,布鲁因斯很可能就要坐牢。

科萨塔瑞,伯埃勒,利普奇斯

像在哈根一样,法官尝试将更多的凶手绳之以法:拉迪斯劳·科萨塔瑞(László Csatáry),他被控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但他在需要服刑前死亡;海恩里希·伯埃勒(Heinrich Boere),被判要为三宗谋杀案负责。或者最近的漢斯·利普奇斯的案例(Hans Lipschis),他也同样曾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

在路德维希堡,“中心”的法学家们也在继续他们的寻找,例如在南美洲:“我们查找那里的移民档案”,施瑞姆说,“我们寻找那些1945-1955年间移民的男性,他们可能因为自己的纳粹背景有所隐瞒。”而且,对所有灭绝营的看守,人们也将再进行一次核对。

30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警卫,也许还能及时得到属于他们的惩罚。“这是一个好苗头”,作为“受纳粹政权迫害者联合会”积极分子的桑德说:“我相信,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国外看到,德国人没有抛弃历史。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相信,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好处。”

作者:Hendrik Heinze 编译:简如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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