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马岭：毛泽东的民主观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多次论及民主问题，但其含义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有时他讲的民主是一种民主咨询，有时又等同于民主监督，有时则是指民主权利，建国后他将民主解释为小民主，甚至大民主。厘清毛泽东的这些民主论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毛泽东的民主观，进而理解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

　　一、毛泽东常把民主理解为民主咨询、民主讨论（不是民主决定）

　　毛泽东在很多场合都把民主解释为民主咨询，民主就是要倾听群众的声音，要让人讲话：“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1]“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2]“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3]这种咨询性的民主通常表现为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如他在军队中倡导“军事民主”：“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4]

　　毛泽东的“让人讲话”、“同群众商量办事”，“发动群众讨论”不仅包括听取群众意见，也包括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他在1957年以前多次强调要礼贤下士，尊重社会贤达。“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5]“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6]“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7]

　　1960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的报告，他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8]

　　从谏如流、广纳人才、礼贤下士、集思广益，这种“民主”其实只具有民主咨询、民主作风层面的意义，与作为制度的民主制（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制度）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民主作风不能说没有意义，但由于缺乏制度的保证，因此从长远看是靠不住的，更重要的是，它很容易与人治相结合。毛泽东本人后来也成为自己曾经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毛泽东，党的许多领导人在重大问题上往往也“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以为“有军队和政权在手”，就当然地“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自己的决定去做，对非党人士只是象征性的“说服”一下，至于你说得对不对，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没有好处，由我们来定标准，下判断。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没有制度保障的道德教育、礼贤下士、集思广益，是不可能有长久生命力的，民主首先应该是一种制度，民主只有制度化、法律化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

　　在毛泽东对“极端民主化”的批评中，也反映出他对民主的认识局限。他批评的“极端民主化”是“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9]在我们今天看来，民主当然是应该“由下而上”的，“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不是太民主了，而是民主的还不够，真正的民主就是群众讨论、群众决定，群众先讨论后决定（直接民主），或群众选举领导人做决定。毛泽东1929年这样说时主要针对的是红四军，[10]民主制度不适宜军队是世人公认的，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他把“让群众说话”理解为民主，这样的民主（实际上是民主咨询）他是赞成的，但真正的民主（群众决定）则被他认为是“极端民主化”，是不能接受并需要予以清除的，因为这种民主排除了“集中”，削弱了党的领导。“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11]

　　二、毛泽东有时将民主理解为民主监督

　　1945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如何跳出历朝政权“兴亡”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一是把民主理解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即民主监督；二是“人人起来负责”。“人人负责”中的“人”是指监督者(群众)还是被监督者(干部)？即，是指群众要人人负监督之责，还是指每个政府干部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笔者倾向于前者，因为这样和前一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之间才有一种联系性，同时每个官吏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也并不是民主社会才有的要求。因此毛泽东理解的民主基本上就是民主监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不是民主决定，似乎也不包括民主选举（至少在这一经典对白中不包括）。

　　民主监督是民主的一部分，但不是民主的全部，如果将民主理解为仅仅是民主监督，无疑是以偏概全，缩减了民主的内涵，弱化了民主的意义，因为在开明专制下也可能有一定的民主监督。没有民主选举、民主决定，只有民主监督，这样的民主是不完整的，其监督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监督，而可能只是表现为民众监督。民众监督强调的仅仅是民众是监督的主体，而民主监督不仅强调监督的主体是民众，而且这种监督应是体制性的，如舆论对公权力的批评作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公众集会表达不满情绪的权利都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国家权力有公开政务的义务，人民有知情权，人民通过其代表对国事的监督是经常化、制度化、法律化的。

　　三、毛泽东有时将民主等同于权利

　　毛泽东有时候把民主理解为权利，如前所述的“让人讲话”，允许群众展开讨论，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类似于言论自由，而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但不是民主本身，既不是民主决定，也不是民主选举，而只是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的条件和基础，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一定要有言论自由做前提，没有言论自由，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将无法进行，但有言论自由不一定就等于有民主。言论自由与民主涵义中的民主监督较为接近，如新闻自由、群众评议都与言论自由非常类似，但也不是完全等同，民主监督还包括集会请愿、汇报制度、罢免弹劾制度等多种形式。

　　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3]“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14]

　　这些确实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它们并不是“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是对士兵人身权、人格权的保障；“官兵待遇平等”，是经济平等的表现；“官兵互教，兵兵互教”是军事训练中的官兵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是表达意见的权利；“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是控告检举权；“经济公开”是一种知情权，是经济民主的前提（就像我们今天政务公开是政治民主的前提一样，但公开不等于民主，公开只是民主的条件）；只有“士兵代表协助首长管理伙食”属于民主管理范畴，是民主的一种表现——但士兵选出的代表只是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因此这种民主管理也是打折扣的。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在当时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精神风貌上判若两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但这只说明尊重士兵、保障士兵的基本权利能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不意味着实现这些权利就是实行民主。毛泽东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反映出他对民主和权利的区别是不清楚的，虽然我们不能对那个时代的领导人过于苛求，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但我们至少从中明白了在建国后，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为什么会在民主问题上有重大失误。我们不是在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想对我们的错误追根溯源。

　　三、毛泽东有时把民主视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小民主）

　　毛泽东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应采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整风中，称为小民主：“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15]“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