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阮炜：民主对于大国意味着什么？

　　 2008年8月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开始了剧烈震动。然而在这场突入其来的危机面前，西方各国政党与政党之间依然争斗不息，国会与总统总理之间依然扯皮不断，竟拿不出像样的对策来。恰成对照的是，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大体上避开了危机的拖累，对病重缺氧的世界经济也不啻是输入了新鲜氧气。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民主似乎不合时宜了。先前并非响亮的中国模式论声音，现在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个分贝。先前某些民主的铁杆拥趸，现在竟然以鄙夷民主、不屑于民主争相标榜。问题是：民主真的过时了吗？如果民主真过时了，所谓中国模式是否可以用作民主的替代品？事实表明，即便某些人鼓吹中国模式，但还不至于公然宣称民主过时，民主有害。他们甚至认为，我国的现行做法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比西方民主还有效，换句话说，中国不仅已经民主了，而且比西方更民主；中国的民主甚至比西方民主更优越。可见，连中国模式论者也并不否定民主本身，而只是认为西方民主不再万灵，对中国不再适用，虽然他们一时还说不出中国的民主到底应该如何，更说不出民主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民主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并非不言而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是何种意义上的大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云云不能有效地说明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不能说明是何种意义上的大国。中国显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像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或东亚的韩国或日本那样，而是一个超大的文明国家，或者说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这也是规模意义上的中国。

　　 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历史上中国规模之大表现多个方面：它有着夏商以来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它用汉字和汉文化将广袤土地上的数十个民族联合统一在一起，且影响遍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在隋唐时代，它便开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举制，而科举制是一种不看出身看才干的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制度，在历史发挥了重要的选贤举能之社会政治功能，与同时期其他国家壁垒森严的世袭等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修建了以长城为代表的无数防御性城墙，以及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无数运河沟渠，数量之大，其他国家的人们难以想象；在科举制的基础上，它开出了前现代条件下堪称“现代”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庞大、复杂而有效的科层制管理结构；[i]它开出并长时期维系了一种中国为中心的和平的东亚国际秩序，即“东亚朝贡贸易体系”；它还有无数科技发明，其中火药、印刷术、造纸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走势产生了关键的影响。以此故，在中国人自己心目中，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不是一个通常所谓的“国家”，而无可置疑地是“上邦”、“天朝”，甚至就是文明本身。

　　 现代中国同样具有超大的规模。除了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还拥有比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的13.5亿人口 — 13.5亿聪明勤劳、锐意进取、极富产力的人口。目前，中国虽然还不是美英法德日那样的发达国家，但从有关数据看，其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便已达到5.88万亿，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ii] 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519322亿元，即8.3627万亿美元，[iii] 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衡量标准，则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早在2000年（并非2010年）就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iv] 据有关机构的最新预测，至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便会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v]即便目前我国人均GDP仍然很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因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也因城市化远未完成，我国经济仍有巨大发展潜力或上行空间，只要不发生意外，本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规模之大，还不仅只表现以上各方面。文明史上一个最令人惊讶的现象是，各大文明中虽然都出现过大帝国，如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但往往享祚仅两三百年便四分五裂，一蹶不振，[1] 唯独前现代中国是个例外。自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全世界唯独中国大地出现了一幅王朝更替、绵延不绝的历史景象。王朝更替循环意味着政治统一 — 一个巨大地域范围内和一超大共同体中的高度政治统一。考虑到即使在分裂时期，汉族或非汉族局部政权也拥有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甚至超过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统一政权，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统一现象就更令人惊叹了（参“附录一：不能机械地理解政治统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仅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统一史和王朝更替纪录，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就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内将亿万人口从文化上统一起来而言，其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政治统一的时间最长，而且政治统一下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也无出其右。

　　 然而大并非必然强，更非意味着国家会永远强盛而不会遭受挫折。较之工业化如火如荼的欧美各国，18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经历一个迅速衰落的过程。1840年至1901年，在西方和日本的挑战下，大而不强的中国经受了诸多屈辱，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事变、军阀混战。否极泰来，从辛亥革命尤其是全民抗战起，开始了文明复兴的过程。抗战胜利以后，经过三年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摆脱了被列强欺凌、宰割的命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9年-1979年期间，在外部势力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下，中国长期处于一种近乎战时共产主义的准战争状态，实施了一种政治和经济权力非常集中的国家战略，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完成了土地改革，修建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建立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建立了完整的初等和高等教育体系，在人均收入仍然低下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农村医疗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和政治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这一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过程中，在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中，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严重滞后。为此，我们付出了反右、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革等沉重代价。至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连续三十几年宽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下，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至上世纪末已实现工业化，综合国力得到了飞跃的提升，取得了公认的巨大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许和钦佩。与此同时，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前所未有地高涨，国际社会也因此对我国的民主进程和国家形象有了全新的期待。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经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的高涨，将发生在一个13.5亿人口的超大国家里，而世界对中国民主的期待，也无疑是对一个13.5亿人口超大国家的民主的期待。正如我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那样（英国工业化结束时，人口约2300万；美国工业化完成时，人口仅约7000万），我国对民主的大力推进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试想1850年代，当民主化进入快车道时，英国人口约2100万,[vi] 仅为13.5亿的58.3分之1；1860年代，当民主化进入快车道时，美国人口约3100万，[vii] 仅为13.5亿的43.2分之1。考虑到美国实行联邦制，约3100万人口分布在几十个州，各州又有立法权，则当时民主化进程中各政治体的人口相对于中国人口来说，就更小了，甚至可以小至千分之一以下。因此，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推进民主，难度之大，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前所未有。考虑到地区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行业与行业间利益的不平衡、阶层与阶层间分配的不平衡，而每种不平衡都将涉及巨量的人口和庞大的既得利益，民主每推进一步，都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前面没有现成的样板可资模仿，中国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在权利意识高涨且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当今时代，实在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大胆而稳步地向前走，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

　　 超大的人口规模仅仅是困难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不仅有多个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而且有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统一传统。可以说，统一意识早已刻写在民族的基因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以政治信仰、党派立场为转移的神圣信条（即便在台独杂音一度甚嚣尘上的台湾，国民党也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民进党主流也不敢公然挑战这一立场）。这又使中国迥然有异于大多数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一类亚洲国家。政治统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固然也很重要，但作为单民族国家，国家分裂的焦虑对它们来说大体上是不存在的。有着3亿人口的美国固然也是大国，但它并不是多一个多民族大国，而是一个多族裔大国。况且美国少数族裔并非以地域、宗教和文化划界，而是与主流民族混杂在一起，与之分享共同的现代价值观和现代文化，这就与中国以地域、宗教和文化划界的少数民族大异其趣。如所周知，我国有藏独势力和疆独势力存在，台湾地区也存在一定的分离倾向，在这么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同时又有着根深蒂固统一意识的大国推进民主，在人类历史上怎么说也是前所未有。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重复当年苏联的老路，一夜间民主化了，却换来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先前的超级大国骤然间败落为一个二流国家。推进民主而又必须保证一个超大国家不分裂，前面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供模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我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只能稳扎稳打，大胆探索，逐步推进。我们已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除了把这场伟大实验进行到底，并无其他选择。

　　 上文提到的“中国模式”论固然有问题，但其登场本身便说明，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对民主的认识，甚至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开始有了独立于西方的民主论说。

　　 曾几何时，我们还对民主和自由不加区分，以为民主与自由总是肩并肩、手拉手，有民主必有自由，反之亦然，但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viii] 我们意识到，在18世纪前的欧洲和美洲，“民主”是一个带有否定意味的词，[ix]“只是一种治理形式，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阶级偏好的一个晴雨表”；[x] 然而亘古不变的是，一切握有权力者都容易滥用权力，[2]而民主正好可以对治这一人类顽疾。由于种种认知上的进步，一度被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话语在我国已很大程度去意识形态化了，相异甚至相反的政治观点不再像从前那样彼此形同水火，绝对排斥，而是已能很大程度地相互包容。（参“附录二：民主仍需去意识形态化”）

　　 既有民主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民主不等于分散或削弱国家权力，而刚刚相反，应起到加强国家效力的作用。适度的权力集中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政体来说都是必要的，不如此便无决策效率可言，甚至不能有效提供社会管理和国家安全等基本的公共必须品，在实施赶超战略的工业化时代时代尤其如此。从国际上看，19世纪美国和英国、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埃尔多安执政的现土耳其，都是民主政府适度集中权力以进行有效治理的事例。事实上，较之其他任何制度，未被高福利侵蚀的民主制度（详下）更能使政府有效地集中权力，更可能使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受到应有的尊重，从而更可能实现善治，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

同样清楚的是，过度的权力集中，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而法治又不健全时代的过度权力集中，又必然意味着继续维护乃至巩固既得利益，使既得利益集团得以继续以权力寻租、以特权致富，而不愿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如此这般，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公平公正难题要到解决，就得等到猴年马月了。这势必会给人民群众本已高涨的不满情绪火上浇油，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的平等诉求、自由诉求和公正诉求日益强烈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使社会和国家陷入动荡和动乱的境地。换句话说，如果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已久，政治改革却依然停滞不前，公民参政依然停留在一个极为低下的水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